中国古代不存在“农民起义”

史学界对"农民起义"的定性和评价一直存在分歧

国人对"农民起义"这个词都不会陌生，对陈胜、刘邦、朱元璋、李自成的故事也耳熟能详。大陆史学界也曾一度热衷于研究"农民起义"。如范文澜之《中国通史》认为："地主成为农民面前唯一的大敌对阶级，从陈胜吴广开始，历史上不断地发生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大小起义。"翦伯赞之《中国史纲要》则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推动了各地农民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中国史纲要》至今还是很多高校历史专业的必用教材。

但在民国时期，通史中却很少有关于所谓"农民起义"的内容，在提及时多有贬义。如钱穆之《国史大纲》称王仙芝、黄巢为"流寇"，称白莲教、拜上帝教为"邪教"；吕思勉之《白话本国史》说陈胜、吴广"造起反了"、"濮州人王仙芝起兵作乱"。台湾当代学者傅乐成则使用较为中性的"民变"来称呼"农民起义"。

从领导层来看，"农民起义领袖"绝大多数都不是农民

考察究竟是否存在"农民起义"，首要之务，是考察其领导层的基本构成。事实上，所谓"农民起义领袖"，几乎没有种地的农民，他们或是小吏，或是商人，甚至是贵族后裔。这些人起事之初，亦无人怀抱"反抗地主阶级"之目的。

 "农民起义领袖"中没有农民，多是地方小吏和商人

毫无

疑问，"农民起义"要由农民来领导才名正言顺，但事实上，历史上几乎没有一次大的民变是真正的农民做主帅的。

文史学者唐元鹏以秦末农民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么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十二次"起义"为样本，统计其主要领袖"职业"后发现，小吏出身的有9人（如刘邦、窦建德）；商人出身的有8人（如黄巢、方腊）；军人有4人（如陈胜、吴广）；贵族子弟有3人（如项羽、李密），另外还有几个小地主和宗教相关人士。在唐元鹏看来，只有杨幺是渔民、杨秀清和萧朝贵是烧炭的，勉强能算在农民行列中。

农民无法成为民变领袖，是有其必然性的。古时农民长年在田间耕作，没有文化，既无法意识到造成自身厄运的原因，也没有能力提出恰当的政治纲领。生活经历单一的农民，最缺乏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没有相应的组织能力，来领导一支"起义军"。

相比之下，小吏、商人等不仅有一定文化，还见多识广，知道如何仿效朝廷体制，建立起一套自己的规则。再加上知识分子的参与，常常能使"起义军"迅速壮大。刘邦、朱元璋有了张良、李善长等人的协助，才最终取得了天下。

民变领袖起来"造反"，从来都不是为农民谋利益

印象中，"农民起义"之目的，肯定是要为农民谋利益，要"均田免粮"的。但事实上，大多数人起事之初，所要谋求的都是个人富贵。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动员戍卒造反时，说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说明他们鼓动驿卒造反的承诺并非分田地，而是功名富贵。戍卒们非但没有反抗地主阶级的意思，反而愿意追随陈胜、吴广打出的"公子扶苏、项燕"的旗号。

唐朝晚期的黄巢、王仙芝都是大盐商，因走私贩盐而暴富。他们造反显然不是为生活所迫，也没有帮农民反抗地主的意思。王仙芝、黄巢在造反途中曾多次向唐朝政府请降，如879年，黄巢上书，请求封他为广州节度使，但唐廷只同意给他一个四品小官，结果当然是没能谈妥。

朱元璋出身赤贫，自己没有土地耕种，连农民都不如。但是他投身"革命"的心思一点都不坚决。当同乡汤和来信要他一同投奔濠州郭子兴时，朱元璋去找朋友周德兴商量，周鼓励朱元璋参加。朱元璋依旧犹豫不决，直到皇觉寺被烧，他无处可去时，还是先去算了一卦后，才决定投奔郭子兴。

濠州当时五帅并立，按照吴晗《朱元璋传》的说法，"军粮摊派，孙德涯一伙主张当然该多派地主，贫苦农民连饭都吃不饱，再派粮不是要他们的命。郭子兴却有另一种主张，地主要少派些，横竖地面上只有数得出的几十家地主，派多了，地主吃不消，会逃跑。贫农小户，虽然油水少，但是人数多，一家派一点，汇总起来就是一个大数目。"后来朱元璋站到郭子兴一边，显然没有为农民反对地主的想法。

民变领袖在成声势后，虽然往往打出"均贫富"之类的旗号来招揽人心，但在他们自己来说，目的再单纯不过，那就是推翻旧王朝，建立以自己集团为核心的新政权。群雄逐鹿为的是问鼎中原，而不是什么"农民利益"。

从目的看，农民非为反抗地主，甚至是被裹胁"起义"

帝制时代之中国，乃农业社会。故而农民必然在历次民变中是主要参与者。但中国历史上，地主与农民的界限并不分明，二者间的矛盾，也未如想象中那般尖锐。许多民变中，农民之所以加入，原因很复杂，甚至有被裹挟者，大多非为"反抗地主压迫"。

中国古代，真正尖锐的矛盾不在地主和农民，而在于民间和朝廷

在"农民起义"的历史叙述语境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极为尖锐，时时处在对立之中。但揆诸史实，在中国历史上，地主与农民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如学者孟祥才所分析的那样：

"中国历代皇朝都实行土地买卖和诸子析产的制度, 再加上皇朝更替和战争造成周期性的社会动乱, 致使地主和农民都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化中。地主因犯罪丢官、经营不善、战争破坏、多子析产而下降为农民, 农民因科举得官、精于经营或经商致富而跃升为地主, 这两种情况经常发生, 使两个阶级不断出现人员的交流, 由此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渗透。"

全国半数以上的土地在自耕农、半自耕农手中，那种认为地主掌握大部分土地的看法是没有依据的。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之类的话，或者是夸张，或者是特殊情况。佃农、雇农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为地主耕种，但因农村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 地主与佃农、雇农往往身处宗族网络中，让所谓的"阶级矛盾"难以显露出来。

在古代中国，真正尖锐的矛盾不在于地主与农民，而存在于民间与朝廷。一个王朝在中后期常常给老百姓以沉重赋役，此时地主、农民事实上处在同一地位。秦朝征发戍卒，为保证农业生产，都是先征住在闾右的豪强，等到豪强不足时，才征闾左的农民，所谓"秦戍役多, 富者役尽"。在苛政之下，地主、农民都会对国家政策产生不满，怀有反抗情绪。

故而，所谓的"农民起义"是不准确的。参与这种"起义"的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秦末的大动乱，先是由一群戍卒"打响第一枪"。随后农民、知识分子、官吏、地主都起来响应，出现了《史记》中所载的此种情况："陈胜" 将数百之众, 转而攻秦。斩木为兵, 揭竿为旗, 天下云会响应……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老百姓参加"起义军"不是因为土地，很多出于畏罪或迷信

即使黄巢、朱元璋这样的豪杰不是为农民造反，农民也该是为争取土地参与其事吧？事实上也不都是。陈胜身为屯长，负责管理戍卒，带他们到驻地去。路上赶上大雨，无法在最后期限前抵达目的地。延误了期限，所有人都要处斩。戍卒在"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情况下，才选择了追随陈胜、吴广造反。

刘邦做亭长时曾奉命押送犯人去骊山，结果走到半路时，犯人就逃跑了一多半。刘邦知道，等到了骊山，这些犯人肯定就跑光了，索性就在一天夜里把所有犯人都放了。结果有十余名犯人愿意追随刘邦。

刘邦在逃亡过程中发生了"斩白帝子"和头上"常有云气"两个传奇事件，沛县的人听说后都觉得刘邦将来能成大事，纷纷前来投奔。由此可知，投奔刘邦的这些人并不是因没有土地耕种而生活不下去的农民，没有怀有反对地主阶级的目的。

很多农民参加"起义"，非是出于自愿，而是被乱局所裹胁

历代"起义"中，不乏因天灾人祸，导致饥民走投无路而冒险起事者，如王匡、王凤的绿林军。洪秀全起事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广西大旱。但是随着"义军"规模的扩大，很多参与者就非主动，而是被裹胁了。李秀成供状中说："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了。寒家无食，故而从他。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这就是最先被裹胁"起义"的一部分人。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曾出兵北伐。有史料说北伐军"沿路裹胁"、"到处裹胁, 愈聚愈多"。有"跟随官兵挑负行李, 到独流"后被北伐军裹胁去的；有在赶集时被裹胁去的；还有的在"城内看戏, 不料长发贼进城" 而被裹胁去。北伐军统帅李开芳在被俘后供称，"所到各处, 裹胁的乡民, 也有用银钱邀买跟随的, 亦有怕杀跟随的。"因为害怕被裹胁，以至于有些地方在北伐军到来之前竟"人民逃亡, 十室九空"。

有的人被太平军裹胁后，又想着如何去裹胁别人。以下这则史料如今看来，让人不寒而栗，"保安周生曾问数贼曰：'尔在彼中掳来乎？投来乎？'曰'掳来, 且焚抢殆尽'。复间曰：'尔恨掳尔之人及害尔之人乎？'曰：'恨'。'然则何以今日亦行掳人害人之事。'数贼众一词曰：'因自家焚掳一家, 己身复被掳, 每见完善之地人民, 以为我如是, 伊辈何独安处。愤慈不平, 必将其人掳来, 同我一样, 我心始快。'"

被裹胁去的人只好跟随太平军造反，"裹胁之人, 能写字者派司笔墨,呼以先生,不令出仗。老弱胆小者, 令扛抬物件, 烧火炊饭。"剩下的青壮年则发给长矛、刀剑，有太平军士兵在后面监督着上战场，谁要是退却，就会被当场斩杀。

对于太平天国裹胁百姓的事情，钱穆的论说非常精辟，"饥荒可以促动农民，却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要临时组织农民，便常赖于宗教。为要在短期唱乱而临时兴起的宗教，决无好内容。这是农民革命自身一个致命伤。""因中国疆域之广，饥荒灾歉，只能占大地之一角。而且饥荒有其自然限制，一两年后，情形即变。因一时一地的变乱而激动变乱，要想乘机扩大延长，势必采用一种流动的恐怖政策，裹胁良民，使他们无家可安，无产可依，只有追随着变乱的势力，这便是所谓'流寇'。这一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这一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

不难想象，在历代"起义"中都存在类似北伐军的这种做法。"起义军"到一个地方要补充兵员，自然会想办法让当地人从军造反。

从结果看，"起义军"所过之处，农民并未获得什么好处

所谓"起义"，即仗义起兵，如果所行不义，那还是"起义"吗？在想象中，"起义军"所过之处一定是秋毫无犯，打破州城府县就要开仓放粮。事实与此截然相反，"起义军"到的地方少不了烧杀掳掠，以致生灵涂炭。20世纪上半叶，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李达即说，农民战争对生产力的破坏是严重的。如"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屠尽四川人。"

以唐末黄巢为例，他的队伍中病死、饿死、战死的总数在一百万以上。中原本来人口稠密，但到了黄巢败亡之时，已经纵横千里，渺无人烟了。在广州，仅仅是回教徒、基督徒被黄巢所杀的就有12万以上。长安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曾被黄巢作为首都。当唐军反攻，黄巢狼狈撤离前，他下令放火，将长安烧成一片平地。从此长安再没有机会成为国都。

李自成大军以纪律严明著称，但其所过之处，"凡有身家, 莫不破碎；衣冠之族, 骚然不得安生, 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皆是"。如果说这还算是对所谓地主阶级的打击的话，那他在攻破偃师后的屠城，受害者就大都是普通老百姓了。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更为知名，如温江县"人类几灭"。

因为在古代史书中，各种民间起事都被记作"盗贼"。1949年后，大陆史学界流行将"盗贼"一概理解为"起义"。其实这些盗贼中很多是在太平岁月聚众劫掠的大盗，破坏性极强，没有任何"起义"的纲领。

这些被冠以"农民起义"之名的民变事件，很多时候作用也是消极的。正如学者戎笙指出的那样，很多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衰落的状态。有的农民战争之后，还出现了分裂割据，社会生产力遭到长期的破坏。至于中等规模的农民战争没有推动生产力的例子就更多了。所以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种观点，不攻自破。

在"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说法过时后，"农民起义"的作用通常被解释为：迫使新统治者承认农民在动乱中获得的土地，并颁行轻徭薄赋的举措。事实上，在经过"起义"带来的大动乱后，国家要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只能采取上述政策。这与其说是对农民让步，不如说是新王朝建立者要巩固统治。

参考资料：《史记》、《汉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钱穆《国史大纲》、唐元鹏《古代农民起义领袖职业调查》、孟祥才《重新审视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黄敏兰《究竟是谁否定了农民起义》、池子华等《北伐太平军" 裹胁" 问题述论》、毕英春等《朱元璋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史式《对"黄巢起义"的再思考》等。

 

虽然不排除历史上某些民变事件，其起因系农民自发起来反抗暴政；但此类小型民变，一旦升级为中型民变、乃至我们所熟知的著名大规模"农民战争"，则确无一例，可算名副其实之"农民起义"。

http://view.news.qq.com/original/intouchtoday/h0249b.html?pgv_ref=aio2012&ptlang=2052

 

华尔街日报-中国会发生革命吗？

邓聿文

最

近一两年，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网络舆论以及私人聚会中，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是中国会否发生革命。上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界曾发出"告别革命"的呼吁，现在，革命话语的回归见证了中国社会在这十几年里发生的巨大变化。

今天讨论革命，其对象当然是处于执政地位、外表看来如日中天的中共政权。一个以革命起家，并长期垄断革命解释权的政党，竟发展到被民间舆论视为革命的对象，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反讽和悲剧。这也说明，如果不能建立起宪政体制，中国社会就很难摆脱历史上治乱循环的宿命。

对中国的一部分知识群体和官员来说，可能感觉到了革命的萧萧寒风，这从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写于150多年前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流行可见端倪。该书主要探讨法国革命何以发生。托克维尔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命题，即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的法国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但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一些人于是以此比拟中国，认为中国存在革命的可能性，甚至断言不出10年，革命就将爆发。

危机的潜流确实涌动，但讨论中国是否会发生革命，需要界定两个问题，一是时限，二是革命的形态。如果把革命看作是中共在20世纪进行的武装起义，在现在的技术手段下，革命断无发生的可能，但如果把革命理解成政权的和平变动，这是有可能的。不过，假若以10年为界，笔者认为，后一种意义上的革命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这个判断基于以下理由。

在民主转型国家，革命的发生从社会经济条件来说，一般是突然的经济恶化引致社会中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普遍陷入困境且长期无望改善；从舆论动员来说，此前社会舆论对革命实行了很长时间的动员，从而使得社会多数人相信革命会发生，特别是在社会舆论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知识分子对革命有很大共识；从治理结果来说，执政党统治能力持续下降，其管治能力无法适应人们的期望和要求，道德形象和权威性已经消失，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革命就易发生。

从中国当前的情形看，革命的火焰似乎星星点点，只差谁去点燃，但严格推敲起来，其实可能并非像它呈现出的那样可怖。

首先，中国未来在某个阶段会突发经济危机吗？如果目前这种竭泽而渔的、透支未来和资源的生产方式得不到根本改变，应该说，发生经济的突然恶化是个大概率事件。但是否因此会演化为长期的衰退，则有待观察。毕竟中国政府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积累了雄厚的财力和资源，在危机发生后，它会积极自救，以免经济陷入长期衰退。

上述经济的突然恶化是以假定现在的生产方式没有改善为前提的，事实上，中国政府近年在努力校正这种扭曲的经济结构，尽管成效还不是很明显。笔者的看法是，中国未来会发生一定程度的经济危机，但这场危机还不足以使中国出现全面和长期的停滞，并把多数人的生活拖入深渊。

其次，中国政府目前的管治水平和管治能力确实令人担忧，然而，以此推断其丧失统治能力，也言过其实。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革命的原因时，的确说过，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因为变革前，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然而，出现这种情况是有条件的，即统治者丧失了统治能力。假如它还拥有很多资源和手段来应对改革开启后所引发的人们对权益提高的要求，那么，革命就很难发生；当然，如果它既缺乏手段又缺乏意志，革命就容易发生。从这一角度看，革命是否一定发生，端看这个政权掌控的资源和管治能力。历史上也不乏改革并未带来革命的相反事例。

应该看到，中共的危机感和调适能力还是很强的，它努力在适应变革，近年来，中共一直在强调社会管理的创新，虽然成效不是很大，但至少表明其有这方面的意识。以中共目前强大的动员能力及所掌握的资源看，任何一场有预谋的革命都可能会被其扑灭。何况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 30多年，虽然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并未推进多少。互联网时代开启了民智和民权，且赋予了革命比过去更为有利的技术手段，但同样，它也赋予了执政党监控革命的能量。许多人感叹，类似微博、论坛等社交媒体在其他国家是革命的工具，在中国却变成维稳的手段，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执政党还有很强大的管控能力。这也可以解释茉莉花革命为何在中东北非能够成功在中国却激不起浪花。

最后，也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在舆论准备上，中国社会远没有形成革命的共识。中国的"公知"们，虽然痛恨中共政权，可在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上，普遍反对革命，他们多数人的看法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轻言革命。个中原因，是在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上，长期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动荡，给人们留下了对革命的坏影响。所以对多数知识分子说，革命只是最后一个选项。从现代革命来看，一场革命的成功发生并取得胜利，必有以知识分子为主的舆论对革命正当性的长期宣传，这点无论在法国革命还是中国晚清的革命中，都体现了出来。但是，今天在中国，知识分子本身对革命就无法形成共识，社会舆论总体还是对革命持排斥态度，从而无形中也减弱了革命发生的几率。

除此以外，中国社会中还存在其他一些不利革命发生的因素。以革命需要的社会经济条件来讲，虽说中国今日既缺平等，也缺自由，但对执政党而言，并未放弃对普罗大众的平等许诺，且在具体政策中，确实加强了社会保障等体现平等价值和目标的制度建设。另外，尽管中国目前向上阶层流动的渠道越来越阻塞，但毕竟未全部切断；尽管政治自由仍受到严格控制，但经济自由的空间还是存在的。每年1000多万的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寻找工作和发财的机会，每年两亿多人口的流动和迁移，都说明社会活力仍存。只要经济自由之门没有关闭，尽管社会会出现问题，但发展成为革命的可能性很少。

再从中国的集权体制和政府层级看，由于市场经济的实行，执政党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范围和程度已比过去大为缩小。五级政府机构的管理层级，虽然增加了运行成本，加强了腐败，但它也产生一个好处，即可以为执政党起到缓冲作用。这些年地方发生的群体事件，一般指向的都是基层政府，几乎没有面向省一级的，更不用说中央了。这使得中央处理起类似事情来，有回旋余地，不至于使群体事件扩大化。

还有人口的老龄化，也利于化解革命。迄今的人类历史，未发现革命是在一个老龄化国家出现的，革命只出现在人口结构年轻的国家，包括晚近的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远期的中国革命及更远的法国大革命，它们都有一个人口学上的共同特点，就是在爆发革命时，年轻人占据全国人口的主流。最明显的就是利比亚，全国人口约为650万人，但15至35岁的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9%。一个国家年轻人口居多，首先要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另外，年轻人富有理想，激情，追求平等和自由，对现状更不满。而老年人天性偏向保守，不喜动荡，当一个社会老龄人口占很大部分，它就会成为一个抑制革命的有力因素。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比例达到9.4%，再过几年，老龄化趋势会进一步发展。除非社会突然恶化到连多数老年人都感到危险的地步，否则，在一个老龄化国家爆发革命，历史还未有先例。

这种种因素，使得中国在可见之将来，革命不大易发生。当然，革命的可能性很低，不等于革命绝无可能，如果执政党和政府的管治能力持续恶化下去，或者出现大的政策失误，谁也不敢保证革命就一定不会发生。追本溯源，革命的发生，既有必然因素，也取决于很多偶然因素。从历史上出现的各类革命看，一些革命是由偶发事件触发的。此外，即使全国性的革命不会发生，也不排除在局部地区或者较大范围发生比较激烈的社会动荡，若执政党不能处理好此类事情，也有演变为全局性革命的可能。

所以，为避免革命的重演，中共有必要设想各种可能的情况，并有针对性地推出政策和预案，包括开放言论和政治自由，以改善社会的治理和大多数人的生活境遇，提高人们的平等感。政治改革愈早，愈能消除社会中的革命因子。

本文作者邓聿文系知名专栏作家，中国政治观察者，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和转型研究。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http://cn.wsj.com/gb/20130508/OPN070951.asp

英媒：劳斯莱斯贿赂中国航空业高层

英国主要报纸都报道了英国航空发动机制造公司劳斯莱斯被指向中国航空公司高管贿赂，贿赂同价值20亿美元（12亿英镑）的订单有关。劳斯莱斯承认贿赂指称可能导致法律诉讼。

《卫报》报道说，劳斯莱斯被指向中国两家航空公司国航及东航高层进行贿赂，劳斯莱斯公司目前正受到腐败调查，上述指称同这个调查有关。

据《卫报》报道，劳斯莱斯的腐败指称是一个化名Soaringdragon的博客作者发帖透露，贿赂涉及在2005年劳斯莱斯同国航的合同以及2010年同东航的合同，两项合同价值20亿美元。劳斯莱斯拒绝对上述博客指称做回应。

指称说接受贿赂的是一名叫陈新的高管，他曾经在上述两家航空公司供职。东航昨天在《星期天泰晤士报》上发表声明说，陈新已在2011年4月被中国当局逮捕。

国航和东航

声明还说，东航和国航都没有权力讨论陈新的案件，只要检控当局了解案件真相。

劳斯莱斯公司透露说，英国严重舞弊案办公室上月已经同该公司联系开始对他们公司在中国和印尼的业务活动进行舞弊调查。同时该公司也通过英国一家律师事务所进行自己的调查。

《卫报》报道，2005年于法国巴黎航空展上，劳斯莱斯取得国航逾8亿元的订单购买用于空客330的"特伦特700"航空发动机。后来在2010年劳斯莱斯说从东航得到价值12亿美元的同类航空发动机订单。

上述购买订单加强了劳斯莱斯在中国这个急剧增长的航空市场的地位。《卫报》报道，如果舞弊指称被证实，劳斯莱斯将在英国和美国面对巨额罚款，不过英国严重舞弊调查机构和美国国务院还没有宣布是否对劳斯莱斯进行正式调查。

亚太市场

不过《每日电讯报》报道说，严重舞弊调查办公室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对劳斯莱斯的贿赂指控进行调查。涉及印尼的的指称说劳斯莱斯用2000万美元外加一辆劳斯莱斯轿车贿赂印尼前独裁者苏哈托的儿子，促成印尼的航空公司购买用于空客330的"特伦特700"航空发动机。

《卫报》报道说，亚太地区是西方航空制造公司主要的市场，因为西方市场萎靡不振，这些公司一直努力争取亚太市场的新客户。

欧洲空客公司的数据显示，亚太地区在今后20年占据飞机订单的35%，从2035年起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内航空市场。

因此空客和波音公司将在中国和亚太市场获得巨大的机会，航空发动机订单也会猛增。在亚太市场主要的航空发动机制造商是劳斯莱斯、通用电器和惠特尼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