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设计师的历史局限性

一很少系统深入研究政治经典理论，更几乎不读文史与哲学理论书籍，所以一直未形成自已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完整思想理论体系，而靠的是灵感式的思想火花来左右自己乃至国家的活动，往往以实用主义式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和经验主义式的“摸着石头过河”来指导工作。由于欠缺科学的预见性，他的某些话，在改革开放中被一些暗箱操作权钱交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者盗用和扭曲，后果是不良的。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并没有界定大致应该怎样“先富”，“先富”到什么程度？强调发展效率而忽视社会公正，其后遗症在当今社会显而易见。

　　二是始终在反封建专制主义方面显得进退维谷，而反所谓子虚乌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却左得出奇，对自己并不内行的文艺作品，却偏凭道听途说佞语谗言而胡乱定性，的确缺乏应有的民主包容心态，视有民主作风、法治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同僚为“持不同政见者”或“假想敌”（按专制者的逻辑就必将不同政见者打入另册），宁左勿右的文化专制主义，禁锢思想领域，窒息文艺空气，致使刚刚初尝扬眉吐气滋味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清官群体、知识阶层和作家艺术家们复感寒意攻心如履薄冰，从而逐渐淡化甚而丧失创造进取的激情和勇毅。

　　三是比较注重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而相对漠视广大公众的利益，例如，“文革”后拔乱反正为右派平反昭雪，他却坚持说“反右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资产阶级右派杀气腾腾，不反不行”（参见《文选》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３４５页），言下之意可以全盘否定文革却“不能全盘否定反右”，何故？因为反右时，他党的总书记，反右是他具体主持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因为支持他就是革命行动，第二次同一地点事件因为反对他就是“反革命行动”，为顾及自身利益与地位而违心不唯实，以致于在客观上激化了党群官民矛盾。

　　四是继续坚持荒唐的“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肯放弃，而殊不知，“专政”理论本身是错误的，任何革命政党，在取得政权之后，都必需经历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才能有执政的合法性。“专政”这个与“专制”孪生的词汇本身就是反民主、反法治、违宪的反动概念。其实民主、法治与专政是不能相容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安全是不合逻辑的荒唐之谈，欺人之术。

　　五是他反对了对毛泽东先生的个人迷信，却竭力制造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反对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却搞了对自己的“两个凡是”，最后严重违背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准则，在已退居中顾委主任之位上的１９８７年越俎代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向时任中央主席、总书记并早已公开表示任满此届即主动辞职的胡耀邦先生发难“逼宫”，指摘胡耀邦“近年来一直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后还主持开列了关于胡的“二十条错误”发文至县团级，把胡耀邦先生积极正确的改革思想和行动说得一无是处，这实则是“垂帘听政”封建专制遗风复现。

　　六是当胡耀邦坚持反腐败须从高层抓起，批示同意对一位政治局委员的子女违规违法经商牟取暴利案件进行搜查查处时，因为触及了高层相当一批人的利益，小平先生居然表示奇怪的沉默，对胡不予公开支持。他显然是在权衡对自己的利弊。这种对腐败的纵容，导致后来同类事件泛滥难收，揽权敛财恶风上行下效，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权钱交易成为无可抑制的灾患。

　　得失参半，泾渭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