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430

抓虾和鲜果一样不过滤Google adsense广告了

今天发现抓虾阅读器不过滤在Blog页面中用Iframe插入的Google adsense广告了。以前抓虾阅读器过滤文中的Google adsense广告。这对Blogger来说是个好消息。有利于增加Google adsense广告的收入。

鲜果一直不过滤在Blog页面中用Iframe插入的Google adsense广告。

20080429

新版Logo

Itofly.com新logo

欢迎大家提宝贵意见

20080424

空中客车公司的飞机基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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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8飞机价格5910万美元 A319飞机价格 7030万美元  A320飞机价格7690万美元 A321飞机价格9030万美元

A330-200飞机价格 18090万美元  A330-200F飞机价格18420万美元 A330-300飞机价格20080万美元

A340-300 飞机价格21550万美元 A340-500飞机价格23710万美元 A340-600飞机价格24940万美元

A350-800 飞机价格20870万美元 A350-900飞机价格24060万美元 A350-1000飞机价格26960万美元

A380飞机价格32740万美元

空中客车公司的飞机基准价格

以上价格从2008年5月1日起执行

20080420

关注神舟七号中国航天员太空行走

神舟七号发射升空后,将在341公里高度的绕地轨道飞行。在出舱时,一名航天员在轨道舱操控飞船,另外两名航天员到气闸舱,经过相关测试,两名航天员要互相协助穿上舱外航天服。

经测试后,开始排空舱内和航天服中的氮气,形成纯氧环境,因为氮气在真空中容易在航天员的肺部形成气泡,会危及航天员生命。然后再将气闸舱吸成真空后,打开舱门,一名航天员出舱,另一名在舱内等待协助出舱航天员返回。航天员出舱接近一个小时,出舱后要放飞飞船携带的一颗小卫星。为了安全起见,航天员将拴上一根脐带绳进行操作,大部分时间要在飞船外爬行。

这个过程看似很简单,实际上很危险,出舱的过程,要保证整个通讯的畅通,这也是测控难度大大高于神六的原因。他说,舱外航天服的构造很复杂,基本相当于一个飞行器,不仅能抗辐射,抗高温低温,还要保持一个密闭的微循环。地面测控不仅要控制飞船,也要能测控航天服,相当于同时测控两个航天器,地面指挥中心要随时知道航天员的身体情况和环境参数,对航天服发出指令。

在这次太空行走过程中,3名航天员中只有一人出舱行走,其他人要在舱内辅助以及做一些应急的准备。李剑透露说,出去行走的航天员届时将用绳子绑住自己,回来时需要靠双手作用爬回来,而且航天员在太空行走过程中速度和飞船是一致的,也就是每秒七八公里。

在航天员的挑选中,李剑称“相当严格”。对于航天员的安全问题,李剑表示这是首先考虑的重要问题,不仅飞船的返回舱可以在海上漂浮24小时,同时还配备了200平方米的降落伞,这也是世界最大的。“如果降落伞出现打不开的情况,那下降的速度将是每秒100米,我们还有备用的降落伞,能够把这个速度缓冲到每秒3到4米,这就比较安全了。同时,如果航天员不能准点降落到着陆场上,我们还有备着陆场。”李剑向记者介绍了航天员穿着的服装,中国采取的是从背后钻进去,然后密封上的航天服,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衣服。航天员届时还将戴上手表,将地球的时间概念带往太空,再返回地球。对此,李剑笑称是验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据悉,神七还将在太空中释放伴飞小卫星。发射场承担的任务因此将比神六发射时更为复杂。

 

为什么采用拉绳子爬回舱方式?

据航天专家庞之浩介绍,国际上宇航员进行出舱作业的方式主要有两类:第一类“脐带”式,就是给出仓宇航员系一根绳子,具有保险功能,有的“绳子”还具有输送氧气和通信作用。这种方式通常简单、安全、成本低廉。第二类为“自由”式,通常采用载人机动装置,宇航员与航天器没有相连,随身带有生保系统。这种方式通常可以使宇航员活动半径更大,但是危险系数也更大,宇航装置也造价高昂。

法国总统夫人(第一夫人)裸照-清晰

法国总统夫人(第一夫人)裸照

20080418

20080413

改革出了什么问题--郎咸平清华演讲稿完全版

清华大学建馆报告厅 2005年12月21日

主持人:

非常感谢大家做客“时代论坛”,“时代论坛”是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办的面向全校的大型综合性论坛,本次演讲是时代论坛自创办

以来的第59场活动。在过去的两年半中,论坛的讲台上,曾经有许多位政商精英、全球五百强企业CEO、各个领域的时代人

物同我们清华同学畅谈理想、规划人生;在这里,学者与大师们同我们一道追本溯源,探求真知。

现在是清华最紧张的考试周,在清华最大的教室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同学站在后面或坐到台阶上,可以看出今天这位演讲嘉

宾的魅力和号召力。我们把这场活动作为时代论坛的年终特别献礼。我们的想法是,能够请到这么受同学欢迎的重量级嘉宾

来到今天演讲现场,就是对同学们对时代论坛支持的最好的回报。欢迎来到时代论坛现场的各位老师和同学,谢谢你们!(

掌声)

1980年的某个夏夜,陆军上尉林毅夫抱着篮球从小金门游向大陆,这让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们困惑不已:什么理想让他甘冒如

此风险?20年后,有个人对此恍然大悟:想做大事就要到祖国大陆去!这个人终于来到了大陆。

他是世界级财务专家,他具有超常的胆识,他拥有最广泛的民意支持,他引起了最受关注的争议,他“炮轰德隆、三叩TCL、

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德隆和格林柯尔这两个显赫一时的企业帝国轰然倒塌。他,也引发了2004年最受瞩目的国企改革

大讨论。同样是他,出身台湾桃园农家,100分的初中数学考试曾经仅得7分,初中差点没能毕业;可是,服完兵役三十而立

的他却奇迹般地在两年半中连拿沃顿商学院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他,就是传说中的郎咸平教授。

我想同学们在电视里已经充分领略了郎教授的风采,一定非常想见到郎教授本人。下面我们就把屏幕上的郎教授请到讲台上

来,让我们热烈欢迎郎咸平教授!(热烈掌声)

主持人:

郎教授,您好。我们很多清华同学都是第一次见到您。首先,希望您能够用几个词儿来形容一下您心目当中的清华,或者清

华人,是什么样子?跟我们大家共享一下。

郎教授:

这个问题问得让我太感慨了。因为我们从初中到高中,念历史的时候,都会读到一个“庚子赔款”,对清华大学,对“清华”两个

字,是我们在台湾念书的小伙子第一个认识的大学。高中的时候,我就立志要念工科,要考台湾的“清华”。可是很不幸,高

一下来,数学也不及格,物理也不及格。我们老师说,郎咸平呀,我看你还是念文科算了(笑声),总是失之交臂。那么,

“清华”,当时给我什么印象呢?就是“追求卓越”这四个字。到那个时候,我才悟出这个道理,“追求卓越”是我心目中的清华,

但是自己本身还是离“卓越”很远。当时我不卓越,所以没有进清华。那么这个“追求卓越”也是我追寻努力的目标,也同时呢,

送给各位同学好吗?(掌声)

主持人:

到了清华,还有一位跟郎教授渊源很深的老师——清华历史系的秦晖教授。秦晖教授在90年代初的时候,也曾经提出了一些关

于国企改革的主张,可以说跟您是“英雄所见略同”。那么在清华时代论坛这样一个讲台上,您觉得有什么话要对秦老师说吗

郎咸平:

我相信这句话不只是对秦晖老师说的,同时也向崔之元教授等等著名教授说的。这个事件,体现一个什么道理?清华看事情

,比我还清楚,比我还远。这是个什么表现呢,这就是“追求卓越”的表现,这就是清华的精神。

主持人:

还有些同学托我问最后一个问题。有很多同学准备出国留学,所以他们要考英语,考英语大家复习得很郁闷,要考GRE和

TOFEL。但是有很多同学知道,您当年在申请美国学校的时候,GRE和TOFEL两门成绩加起来,好像还不到2400分。(笑声)

不知道您是怎么评论这件事儿的呢?

郎咸平:

我当时并不想出国留学的,当兵退伍下来就想过过小日子,就是上床老婆孩子,下床鞋子袜子的日子,准备了此残生了。当

时我的教授说:“郎咸平,你这个水平不行呀。你也不要出国了,你就到银行找个事儿干算了。”所以我就找了十多家银行,

但没有一家要我的。百般无奈之下,只有申请出国留学了。(笑声)很不幸,GRE考了1640,TOFEL经过两次努力,考了550

。(笑声)我申请了七家学校,有六家不要我,只有一家要我,那就是沃顿商学院。(热烈掌声)

主持人:

前面,非常感谢郎教授给我们分享了一些轻松的话题。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留给郎教授,请郎教授为我们开坛布道。

郎教授:

感谢各位同学!从去年开始一直走到今天,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到底什么叫做改革开放?”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我也

想找到一个适当的场合来陈述我的想法。今天,我感谢清华学生会邀请我。学生的邀请对我个人而言,意义极其重大。因为

国家未来需要的就是你们。我准备在今天这个场合谈谈一个新思维——到底我国的改革开放出了什么问题?什么才是一个改革

的新思维?在场这么多同学,冒着天寒地冻的危险(笑声),跑来听我的演讲,我想请现场每一位同学,当次历史的见证人

。今天我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谈一谈我心目中的改革开放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好吗?(热烈掌声)

各位同学如果比较关注我的言论的话,应该能从最近的网上对我的批评得知一二。有很多人说我是“反改革”,说我忽略了邓

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像这一类的批评,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

惯。今天在一个“追求卓越”、世界级的学府,在这样一个场合,我要告诉各位,什么才叫做正确的改革。我选定一个题目——“

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

我要请各位同学思考一下,你认为我们25年来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吗?我们回头看一看,25年之前,邓小平说过一句话:“先

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各位注意到没有,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当时在社会主义的环境里,竟然

能够喊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什么条件呢?我想在清华大学,把这个条件重新的定义清

楚,我不希望在这个基本问题上面,我们学术界,或者企业界再有任何争论,以及任何的怀疑。它的条件就是,可以让一部

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掌声)

今天,我就想拿一本你们曾经念过教科书,叫做《微观经济学》来谈一谈邓小平的理念。各位同学回去以后,翻开书里的最

后一章“福利经济学”,里面讲了一个理论-----“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财富不能

减少。邓小平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提出来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各位请注意,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他人不能

变得更贫穷就是一个前提。但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结晶------《微观经济学》的思维理念,竟然和社会主义的思维是一模一样的

。“帕累托改进”,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公平一定是在前头的。公平是什么?是一个初始条件的平等。也就是给你同样的机会,

你不能够剥夺他的机会,当然是一个起点的公平,也就是在不剥夺他的公平机会之下,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所以不论是以

社会主义或者是以现代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公平就是一个起点,在公平之上才能谈效率,而“公平产生效率”是一个不容争辩

、不容讨论的事实,这是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理念,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在。

各位都是最高学府的同学,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听我讲到现在,你竟然发现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如此

的类同性。在我们心目中,所谓的“资本主义”这个虚幻的名词后面,应该是所谓的自由、民主、议会、宪法、民营经济等等

。怎么会变成“福利经济学”里面追求公平,在公平之上才有效率呢?那么我清楚的告诉各位,这是马克思主义冲击一百多年

的结果。所以我在这个场合,和各位谈一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又是资本主义?好吗?(掌声)

我把各位带回到1720年的欧洲谈一个历史故事。1720年,英国、法国等国针对当时所发生的三次欧洲金融危机拟定了一个《

泡沫法案》。所谓三次金融危机,是连续发生了三次股票市场大崩盘。各位可以上网查一下,包括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

以及英国的“南海泡沫”。我们再往回看,在1720年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一两百年间,是所谓的“重商

主义”时代。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大量的黄金白银,所以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国营企业——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给

我们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噩梦)。东印度公司是国有企业,是以炮舰为前导、以盈利为目的一家公司。当时欧洲各国政府,

为了掠夺殖民地,不停的打仗,打得民穷财尽。不得已只有发行战争债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债券。但问题出来了,战争债

券到期得还钱啊。如果还不起怎么办呢?那只有“打白条”了。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一个英文单字-----把这些还不了款的“白条”摞

成一堆的存量的英文怎么讲?对,就是同学们所说的“stock”。也就是说,政府利用国有企业掠夺财富,而还不起的债务就叫

做“存量”。政府控制着一大堆还不起钱的债券,或者叫“白条”,到最后还是要还嘛,那怎么还呢?当时就有几个聪明的人说,

要还掉“白条”就得搞个“市场”来骗。市场叫做market,所以就搞了一个stock market——“白条市场”(我们翻译成“股票市场”)。如果

你要搞个市场来骗,就不能搞个脏脏乱乱的菜市场,不好看嘛。那你要怎么骗呢,就要搞的富丽堂皇-----大理石的地板,大

理石的柱子,宏伟之极,就像今天的上交所和深交所一样。(笑声、掌声)。当时国王就说,好啊,这我可以做到,没问题

。但我怎么骗人去买白条呢?聪明人说,“白条”现在千万不能卖,因为它没价值。那么国王说我怎么创造出白条的价值呢?

聪明人就说白条的价值是可以创造的,你就告诉他们这个“白条”的价值是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国王说,这个未来的现金流

用什么做担保呢?聪明人就说用“东印度公司”未来掠夺的金银财宝来做担保。所以你们今天读财务管理,你发现股票价值取

决于未来的现金流,这个概念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政府就劝告老百姓买“白条”,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的财富,就

是东印度公司从亚洲到非洲,到南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而这就是“白条”未来现金流的保证。政府将白条卖给第一批傻瓜

。(笑声)第一批傻瓜再用同样理由卖给第二批傻瓜,然后卖给第三批傻瓜。到最后把“白条”的价格炒得无比之高。可是这

么细小而不成熟的市场所寄托的只是未来不可预测的现金流。终于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就是我刚刚说的,“密西西比泡沫”

以及“南海泡沫”。

到这个时候,欧洲各国政府才理解了股票市场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操纵股价,以及借钱炒股的本质。我们今天在中国股市

上看到的不法事情,在当时都发生过,只是我们不了解这段历史。欧洲三次金融危机之后,欧洲政府就在1720年推出了一个

《泡沫法案》。英国政府禁止了股份有限公司达一百年之久。而法国政府禁止了银行这个名词达到了150年之久。

“重商主义”走到这个阶段,算是走到了尽头,1776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写了一本伟大巨著《国富论》。《国富

论》坚决反对国有企业,呼吁市场化和民营化,主张以看不见的手来调整市场的供需,而不需要政府的干涉。这不是和我们

改革开放喊的口号类同吗?我们今天喊的口号,我们今天做的改革,包括股改,几乎都可以在过去欧洲历史上找到痕迹。只

是我们不学习,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悲哀。我们今天是踏着历史的足迹,不断重复着过去的悲剧。(笑声、掌声)

《国富论》针对国有企业的弊病,提出了一个当时所谓的新思维,那就是政府与国有企业彻底分家,政府退出企业经营。一

个很时髦的理念——民营化和市场化——出来了。亚当.斯密提出以法制为基础,以自由为手段,追求财富。但这一切必须在民营

化和市场化的原则下完成。请记住,那是1776年。从1776年至1867年的90年间是欧洲最困难的时间,这段期间叫做工业革命

。整个工业革命时期,欧洲是历尽劫难。在自由经济,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念下——类同于今天中国的“大欺小,强欺弱”的现象

层出不穷,例如资本家克扣工资,聘用童工,制造污染等等。

1867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在《国富论》出版90年之后写了一本巨著《资本论》。这本书在今天世界历史上扮演角

色之重,是我们所不可想象的。当时的欧洲社会,是遍地暴动,社会严重动荡不安。究其原因,就是社会财富由于自由经济

、民营经济发展过速,而造成大欺小、强欺弱的不公平现象。在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下,原始的资本主义遭到了挑

战。马克思利用历史的观点,详详细细地批露了一个让人竦动的理论,那就是劳动剩余价值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根据

比他更早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观点写的。李嘉图认为这个经济体系所创造的财富是由劳动力所创造的。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学

仍然秉承这个思维。最原始的生产力就是劳动,劳动创造资本,资本有了劳动才有后续的活动(这个理论在1966年由诺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萨姆尔逊(Samulson)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所发表的论文得到了证实,)。马克思认为如果这个社会

的财富是由劳动所创造的,那么资本家为什么那么富裕呢?显然是资本家剥削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他以相当的篇幅陈述了

一个观念,就是以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工业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而工业革命之后就是一个追求公平的共产主义。当时所谓

的“共产”,目的就是追求着公平。马克思并不是不重视效率,而是认为效率是由外部因素所推动的,例如蒸汽机的发明改进

了效率。但是《资本论》对公平的追求影响了欧美国家此后数十年法治系统的改变。这本书所描绘的情况,深深打动着每一

个人的心,因为欧洲资本主义走到了1867年前后,几乎要到达尽头,整个社会无法再容忍不公平。当时一种追求绝对自我的

理念,使得巴黎、伦敦等城市变成了肮脏、臭气冲天的城市。每个人把大小便、垃圾都往街上倒,因为我只要自己好就是了

,不管别人死活。这不是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话吗?——“东西是自己的才会做得好?”我们的国企改革不正是这个思维吗?但是

,如果每一个人都只顾及自己好,而把不要的垃圾都扔到街上,结果使得整个巴黎、伦敦、维也纳等城市臭气冲天。当时不

论是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环境,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资本论》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必定灭亡。我可以告诉各位,马克

思心目中的原始的资本主义确实已经灭亡了。

可是其后的资本主义就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以英国为例,英皇亨利二世创立的皇家法院编辑了过去的判

例,形成了今天《普通法》系的基础(也叫《海洋法》,或者《英美法》)。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冲击,

英国大法院开始研究平等法案(国内翻译成衡平法)。普通法和平等法两个法案于1873年和1875年在英国司法法案中合并,

成为今天的普通法。普通法所追求的,是把一个社会的平等观念,加入到法案里面。什么叫做社会的平等观念?举个例子,

在英美两国的法院,真正做成判案决断的不是像我们中国这样的法官,而是陪审团。这个思维我们很难理解,因为我们中国

所遵从的是“精英主义”的理念。所谓“精英主义”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爸爸妈妈天天督促你读书,不然怎么考得上清华呢。你

这次考了个97分,还不好,要好好努力,一定要考满分。把书念好了,现在才能成为社会的精英。我们这一群人,包括我在

内,都是“精英主义”下的可怜虫。我小的时候,父母就逼我念书,我的智慧又不是很高,我念得非常辛苦。我当时就想,等

我将来当爸爸以后,绝对不逼我孩子念书。结果我当了爸爸以后,不但逼我儿子念书,还要逼他学小提琴,学钢琴。(笑声

)这就是“精英主义”在作祟。在“精英主义”制度下,我们很难理解、也无法体会普通法的平等理念。

我想问在座同学一句话,假设今天你要去法院打官司,有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你马上就放心了。如果别

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个农民”,你就担心死了,“完了,完了,这官司别打了”。我们都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都是“精英主

义”下所培养的人群。但是英国司法法案所强调的就是“非精英主义”。整个社会的公平标准,不是由社会精英所决定的,而是

由普通老百姓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由社会大众组成陪审团。比如说像我这种有沃顿商学院博士的教授,都有可能被认为是神

经病,简称偏执狂,而被排除在陪审团之外。因为我这种人特别自以为是,所以是不能在普通法系里面判案的。各位知道为

什么吗?因为我一向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念博士,就是这个目的,让你知道如何坚持自己的偏见叫博士。(笑声、掌声)

可是判案就不行了,普通法中的判案是不能让你有偏见的,所以对方律师会问陪审团团员,“你们最近有没有看报纸了解案

情啊?”你只要说看了报纸了解过案情,你可能就会被淘汰,因为你不客观因而不够资格当陪审团团员。如果是博士呢?也

可能要被淘汰。(笑声)陪审团就要找那些不看报,也不看书,每天浑浑噩噩,打打麻将的最好。(笑声)各位知道为什么

吗?这就是普通法系的伟大创建,因为像这样一个成天打麻将的人,他脑袋里所想的,他的价值判断标准,是从小到大这个

社会给他的哺育,包括电视、收音机、邻居、朋友、老师、同学所灌输他的想法。他这个简单的想法,是整个社会价值判断

的浓缩,因此他会判案。各位知道吗?只有在普通法的国家,才能有好的股票市场,如果不在普通法制之下,就没有一个好

的股市。欧洲大陆是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是好的。比如说银广夏案件,这样一个明显的造假的案子

,在我们中国法院很难判刑,因为犯罪通常都是走在法条之前的,而我们中国又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必须依法判案,没有

法条在前,就判不了案,这就是大陆法系的缺点。可是普通法系就不一样,陪审团不需要懂法律,也不需要看法条。他们会

这么想,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造假的话,我捶死他。(笑声)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不能造假,那上市公司的成绩单为什么能

造假呢?那么就有罪。(笑声)他根本就不需要法学知识,也不需要学习。他只要凭他的一个简单、普通的概念,就能够判

别你是否有罪。这样一种判刑方法,把全社会老百姓所认知的价值标准,当成一个社会的公平标准。这种创建是非常伟大的

。什么是这个社会的公平呢?那就是老百姓认为是公平的,那才是公平。而这种公平,取决于全社会所有百姓的一种公平的

认知。陪审团所代表的就是一般老百姓的价值标准,这就是公平。各位请注意,这是在马克思完成他的《资本论》八年之后

形成的平等观念。

除了利用法律追求一种新形式的平等之外,后续的法律依然受到马克思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清楚地指出资本家跟劳动者之间

的矛盾——资本主义要发展必定要剥削劳动剩余价值,所以《资本论》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是对立的。

我再请各位回忆一下美国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 《反托拉斯法》英文是 Anti-Trust。Anti是“反”的意思,什么叫Trust呢?对

,清华同学的水平果然高。(笑声)那就是信托基金。《反托拉斯法》到最后就是反信托基金。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当

你仔细回顾历史之后,你会发现历史是多么的有趣----因为美国大家族实际上是很多信托基金的持有者。因此,Anti-Trust,《

反托拉斯法》实际上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大家族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的问题,而是一个资本家的

理念。所以欧美各国不但在法律层面上,例如普通法,来寻求一个马克思所追求的公平。同时拟定法律,化解资本家及劳动

者之间的矛盾。而化解是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是说从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个思维太重要了。因为从1844年开始到1867年

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既得利益者的资本家会利用一些伪观念来毒化劳动者,例如推广基督教精神,要求劳工接受上帝

的带领,接受上帝所给于的一切,包括接受这个社会的不公平等等。所以马克思提出,社会要进步就要打破妨碍社会进步的

思想,包括基督教思想,而这也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观念的由来。为了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因此劳资冲突要从资本家开始

化解,而不再由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一切都是受了马克思的冲击才有如此重大思维的转变。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微软的比尔.盖茨——他也是每一位同学心中的伟大人物——在几年前提出把所有的财富捐出来成立比尔.盖茨

基金会。因为他认为他今天的成就除了个人的能力以外,整个社会的哺育具有更大的贡献,所以他取之于社会,就要还之于

社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现象,这是从《反托拉斯法》一直延续的一种新形式资本主义维持公平的精神。我们很意外的

发现,美国政府的矛头针对的竟然是大家族。但是它绝对不是采用所谓武斗的方式来解决(笑声),而是希望大家族颐养天

年,退出美国的经济舞台。

各位还要注意一件事情,美国跟英国是不一样的国家。美国移民都是愿意跟过去的文化、民族、亲戚、朋友一刀切断关系的

极端个人主义的一群人。这样的个人主义带给美国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些人一旦成为资本家之后,所带给美国社会的就是动

荡与不安。我这句话,可以从1929年的美国股市大崩盘得到印证。《美国证券交易法》的第二章描述了和1720年的《泡沫法

案》中一模一样的现象,就是官商勾结、操纵股价、内幕交易,把股价炒得老高,而导致了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总市值

由当时的890亿美金跌到了150亿美金,可以说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末路。但是各位请注意,延续了《反托拉斯法》,美国政府

在这个阶段受到马克思主义冲击的结果,深切的领会到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定要以民为本”,更具体地说必

须要藏富于民来化解劳资冲突。而藏富于民的结果,造就了今天的美国。

我再以美国股票市场为例,解释如何透过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功能,达到藏富于民化解劳资冲突的效果。美国和加拿大都

是相同的普通法系国家,但是加拿大的上市公司当中89%以上都是家族控股。美国呢?它大部分的公司竟然是大众持股而不

是家族控股。全世界除了美国英国之外,都是家族控股。为什么美国是大众持股?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的结果。当

时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工程,从1890年到1934年的四十多年可以说是整个美国法治化完成的时代。整个工程之浩大,目的性之

强,以及效果之震撼,让每一个人动容。

如何创建一个财富重分配的股票市场呢?首先,美国政府放弃了1720年的策略(当时英国法国等政府束手无策,只有关闭股份

制公司和银行), 而采取了彻底化解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矛盾,避开马克思主义的预言的伟大国策。美国政府除了通过《反

托拉斯法》限制大家族之外,更进一步的是,是要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富足来化解矛盾。怎么样才能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富足呢

?那就是从1932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的严加监管的法律,用严刑峻法来发挥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的功能。当时提出了股票

市场的正确思维,所谓股票市场就是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最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经营。社会大众怎么知道他最有能力呢

?职业经理人就必须披露正确信息,这个时候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政府必须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信息是真实

的,而且必须确保这个人有一种责任感,即信托责任。就是说你一旦成为职业经理人,你就有责任要把工作做好,你要替股

东创造财富。这就是美国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而且是不容挑战的。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不敢不有信托责任。如果这个

职业经理人披露假消息,美国政府一定会以社会大众(或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和职业经理人打官司,打到家破人亡、妻离

子散为止。我这句话根本不是开玩笑,你看一看安然的事件就理解了,最后安然倒闭了,五大会计师行的安达信业倒闭了,

合伙人自杀了……

大家族在美国政府的运作之下,以高市盈率抛售股票相继(而富裕的)退出上市公司的经营,美国的上市公司变成了大众持

股公司。美国政府通过证监会严刑峻法的监管,确保职业经理人有信托责任,确保他所披露的信息都是真的,如果有假,则

严惩不贷。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通讯会因为一个小事情而受到严惩。世界通讯犯的罪,就是更改一些会计科目,原先是费用的

科目改成投资,通过折旧来提列费用。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内来讲是小事一桩,没人在乎的。在美国是不能被允许的,因为

你已经触犯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就这个小事情,负责人被逮捕。美国电视的新闻每天晚上都会重复播

放一个镜头:司法人员把世通负责人的手从背后用手铐铐住,连续几个礼拜“游街示众”。美国政府要让所有的美国人,包括

从婴儿开始到老头,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就是违反信托责任的下场。让每一个美国小孩子都知道,你将来成长以后,你所要

做事情就是对股东有信托责任,如果没有,游街示众就是你的下场,这个意义太重大了!就是因为美国政府这种“以民为本”

的策略,使得美国的股民,甚或社会大众对美国中央政府有极强的信心。他们知道,万一他们的权益受到了挑战,美国政府

会当仁不让站出来,用严刑峻法的方式,保护弱势团体,保护中小股民,保护全国老百姓,因为以民为本的制度是不容挑战

的,你只要做不到这一点,马克思的预言一定会成为现实。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

美国每一个老百姓,通过保险金,退休金,将他一生的财富放在股票市场里。由于美国人口不断膨胀,所以美国的股市资金

的投入是不断的增加,股价长期总是往上走的。我们国内有很多荒谬的语言,说“股票市场是有风险的”,我告诉各位,那是

错的,股票市场只有短期风险,不应该有长期风险。因为股票市场所反映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这才叫股票市场。各

位想想看,当大家族陆续退出股市之后,如果美国的上市公司都陆陆续续的上市,成为大众持股公司,那么这象征着什么意

义?这就是象征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实现!你们觉得好笑吗?因为你们不理解股票市场的本意。美国的大公司都上市了,他们

会真实地披露信息,做得不好的退市,做得好的就会继续留在股票市场,继续为股东创造财富。他的特点就是在美国的严刑

峻法下不得不有的信托责任。股民可以在股票市场上得到回报。如何得到回报呢?一家上市公司如果赚了一块钱,那就可以

通过市盈率来放大财富。美国的市盈率一般是30倍,就是说,任何一家的上市公司如果得到了一块钱的利润,那么股民就可

以得到三十块钱的回报。换句话讲,美国的经济得到了一块钱盈利,那么就有三十块钱回报给全国的老百姓!因此,美国的

股票市场从1930年左右到1980年的五十年间,它的年回报是百分之八点三,加上银行利率,就是说,如果那一年银行的利率

是百分之三的话,那一年的回报率就是百分之八点三加上三,等于百分之十一点三。而1940年到1990年的五十年间,美国的

股票市场以每年百分之七点六的回报率增长,再加上银行利率。只要美国的每一个公民把自己的退休金、保险金放到美国的

股票市场,那么三五十年退休之后,就老有所终、老有所养。所以恐怖分子不可能摧毁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才是对美国的

重大打击。美国的股票市场承担着美国社会财富重分配的伟大功能。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如果美国的上市公司全部都是大众持股的公司,假设他的经理人都是有信托责任的经理人,每一个人当

了公司的经理人之后,他努力为自己的中小股民贡献自己的一生,他拿他应该得到的优厚的薪水和退休金,而美国的股民通

过他所赚的一块钱,放大三十倍而得到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丰硕果实,这个才是真正的藏富于民。

美国政府为了保证这种藏富于民的政策可以实施,为了保证资本家和劳工者之间的关系不再紧张,以宪法而非一般的联邦法

赋予证监会执法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美国证监会为了保护中小股民,为了保护股票市场,他可以发传票,它可以调查任何

人和任何物,其执法权力是无限制的。任何人对其挑战,基本上都将被联邦法院所拒绝。各位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那是因为

美国的股票市场肩负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功用——财富的重新分配。美国的宪法,即美国的根本大法赋予了美国证监会的严刑峻

法的执法功能。你们看看!多么宏伟的计划,这也就是为何美国公民愿意将自己一身的积蓄都有放在美国的股票市场,因为

他们知道,只有通过美国的股票市场才能让他们的财富不断的成长,才能使他们老有所终、老有所养。

1932年伯利和敏思(Berle和Means)两个教授合写了一本书,是写美国的股权结构。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结论,就是当

时美国的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大众持股公司,但是却不断地有矛盾出现!他们发现,真正的矛盾来源是股东和职业经理人。

这本书把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转换为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把矛盾进行了转移。这个转移很重要,这

是“公司治理”这一伟大课题的开始。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反托拉斯法和财富重分配来得到了缓解和消除,而股

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公司治理”措施,最终也把它化解掉。这使得紧张变成了祥和,成本变成财富

我请同学们注意,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美国政府在1950年透过各种方法提倡新自由主义学派(以往经济学家包

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学派)。而这个学派两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分别获得了经济学诺贝尔奖。其中

一个叫做弗里曼(Friedman),另外一位叫做哈耶克(Hayek),他们两人都是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们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理念,

就是只有自由竞争经济才是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透过计划经济所达成的财富重分配的制度是他们所反对的。这句话让我们

回到了国富论亚当.斯密的时代!亚当.斯密不是也提出了同样的思维吗?但是请各位注意,1950年代和亚当.斯密的时代是不

一样的。美国政府从1890年开始,已经进行了法治化建设,自由经济已经完全处于法治化的约束之下,你不敢以大欺小,你

不敢以强欺弱。这些法律不仅规范了自己的行为,也规范了政府的行为。因此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包括政府的行为都是在一

个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下进行。你必须有一个游戏规则,这样才能充分的发挥你的创造力,创造你自己的财富。这个时候,你

所创造的财富才不会像马克思主义时代一样,不会是掠夺别人的财富,掠夺劳工而得来的。因为你有法治化的社会秩序。走

到这里就是到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典型期,对于这个典型期,我请各位同学看一下,这已经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而

且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冲击。我们国内很多改革派的学者没有看清楚这段历史的事实,盲目的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学派

的思维,由于我国没有像美国一样的法治化建设,因此才会重蹈国富论之后类同欧洲一样大吃小强欺弱的覆辙。

我们跳开美国和英国两国,你再看看欧洲大陆,欧洲大陆已经没有资本主义了,欧洲大陆已经走向了民主社会主义。今天同

学们可能怀疑这个制度有效率吗?一个注重公平,一个以公平为基本原则的制度(包括美国和欧洲)是有效率的吗?我告诉

各位同学,我不想谈论它是不是有效率,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你把公平放弃了的话,马克思的预言就会成为真实。

这不是我个人的理解,这是西方这么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和伟大的政府政策制定人一致的结论。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

主义,我们对他理解有多少,这种马克思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我们对它又了解多少?今天你翻开资本主义的精神代表著作——

比如讲:微观经济学, 会发现效率改进的先决条件(帕累托改进)竟然是以公平为基础。什么是以公平为主呢?就是一部

分人可以富起来,但其它的人不能更贫穷。

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吗?这个思维不正是25年前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吗?但是各位请注意,邓小平只是讲了一半,

那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讲话的场合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平性是不允许任何人挑战的。所

以,在每一个人不能变的更加贫穷的情况之下,邓小平提出来我们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得到全国老百姓的一致的

支持。他这个理念不但符合马克思主义,同时也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这个伟大的思维,才应该主导着我国的改革开放

,但是后续的改革却背离了邓小平的思想。

当然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

实重,对于你们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

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老百姓还

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五年下来,我们走到什么地步呢?我这里有一个指标。我想各位同学都知道在经济学里

有一个基尼系数吧!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而我们是0.5,可见

目前的危机之大。从当时改革开放的接近于零,到现在的0.5。你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吗?你觉得我们

的改革开放符合邓小平的理念吗?你们又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的资本主义吗?你会发现我们已

经背离了这一切。我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导致一部分人富起来而由其他人负担社会成本的虚伪改革。我在这里再次阐述一下我

的观点,并把我国在这二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一条一条列出来,做一个评论。

第一个,就是国企改革。我们回忆一句我今天讲的话——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

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

举个例子,我想问问什么是国企改革?我现在终于弄懂了,原来就是我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来清理,清理干净之后呢?

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国企改革。我们发现中国国企的职业经理人是没有信托责任的。他做不好是什么理由呢?是因为

体制不好,什么是体制不好呢?就是这是国家和民族的错,做得好呢?就把国有资产归为已有。甚至,我们为了让他掠夺国

家的资产,还提出一些荒谬的理论,例如冰棍理论——国企就是体制不好,就像冰棍一样会慢慢融化,与其让它全部溶化光,

还不如在它溶化之前全部送给这些没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算了。

各位同学们,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就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

有想到,国企老总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的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的好呢!我们这

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有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的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

,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

工一下子全部的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

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

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甚至我的学生,有一次到四川省某县,去谈一些合资项目。当地国企的老总和他说:“

我给你讲,我们把这些净资产通过一些会计操纵压低了价值,你呀,就假装出百分之二十的钱,我就把企业给你,还有呀,

我们后山还有五千亩的土地,都是共产党的,我全部都送给你,你给我一点钱好不好?”这就是没有信托责任的“我党干部”。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

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就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

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掌声)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

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的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

掌声)

谈谈我们的教育改革。(掌声、笑声)谈到教育改革的时候,我总是以清华大学为例。(笑声)我对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总讲

了这么一句话。我说:“各位来宾,你们记不记得,二十多年前你考上清华、北大的那个情景。你当然记得。你的父母含着

眼泪把你送到火车站。他们买不起硬座车票,给你买一张硬座的站票,让你站到北京上清华大学。你毕业了,功成名就之后

,把你的父母接到大城市居住,而你就开始搞教育产业化的改革了,你断送了当初和你一样贫穷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机

会,因为学费提高的结果他们再也念不起大学了,你怎么忍心啊?”

什么叫教育改革?这是最为荒谬的一种改革。(笑)什么叫做荒谬?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能够考得上清华?因为你们的

成绩好,你们是社会的精英,这就是一个供需不平衡的精英取向制度的结果,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供给和需求不可能

平衡的精英取向制度。但市场化就是通过价格机能,使得供需平衡。你怎么能够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到教育里面呢?教育本

身就是精英取向的供需不平衡的制度,你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教育制度里面来干什么呢?要搞供需平衡吗!到最后你要花更

高的学费才能进大学。你家有钱还无所谓。但是这么一来,我们在网站上所看到的故事一一呈现在各位面前,那就是和你一

样没有钱的贫穷家庭的子弟,再也念不起书了!无论你多么的优秀,你无法进入清华大学。

目前我们的改革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只要打着市场化的招牌,就可以无恶不作!(掌声)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大学教育收费那

么高,中国就不可以呢?美国就是可以,而中国就是不可以!因为你没有配套措施。各位晓不晓得,美国大学的收费高是对

的,那是对于有钱人。但当你的收入低于某一个水平的时候,美国政府可以提供低息,甚至免息的学生贷款,还有学校和美

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你知道吗?

这些同学可以大学四年毕业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赚钱还给美国政府。我想请问各位同学,我们有这种制度吗?我们没有

这种政府大规模的贷款制度来补贴穷人,如果你进行市场化,其结果是让很多的农村青年不是因为成绩不好而念不起大学,

而是因为没有钱而念不起大学。配套的制度和措施是教育改革的先决条件。我们没有这种配套措施,你怎么敢随便把市场化

的概念放在教育改革里面呢?这又是一个改革成本由全社会最为贫穷的人的来承担的荒谬改革。

我们再来看看医疗改革!(掌声)当一个急诊的病人送到医院去的时候,部分的医院第一句话不是“你哪里不舒服呀?”,而

是“你有没有保证金呀?”(笑)如果你没有,你就在走廊里等死吧!

我们可能见怪不怪,可是我告诉你,在香港任何一家医院,病人看急诊是免费的。各位知道香港老百姓为什么愿意出这笔钱

吗?因为这是对人性、对弱势群体最起码的关怀。我们这里有吗?我还要告诉各位同学,你到美国看病是什么情况。美国的

法律规定,必须先给你治病。治完病之后再向你收钱,如果钱不够,可以分期付款。这是对于弱者的关怀与情怀!可是我们

今天有吗?当然我承认政府在这方面也在努力做好,例如我们第18次调低药品的费用。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在一个没有法治

化建设的国家里,在没有法治化的游戏规划之下,你控制不住收费的标准,尤其是控制不住民营医院的收费标准。

比如,你只有一个病,他会说你有十个病,你本来只用开一个药,他给你开二十个药。虽然药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五,但你原

来只要吃一种药,现在却要吃二十种药。(笑)你便宜了吗?我们全国一千五百个医院,上万个诊疗中心,其中大约有80%

是被少数集团所控制的,各位知道吗?现在媒体在大量报道,这些医院随便给你一个病因,随便给你一个医疗费,乱开药的

现象层出不穷。最后你会发现,到时候我们老百姓连看病的机会都没有。我想请问各位,在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进行市场化

之前,我们有没有想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我们回头看美国,克林顿总统是一个英明睿智的总统

,他上任的第一天,就是聘任他的太太希拉里为美国医药改革委员会主席,结果两年之后彻底的失败。(笑)欧洲也进行过

医疗改革,亚洲各国也进行过医疗改革,结果都是失败,原因就是保险费用太高,政府无法负担。另外一个导致医改失败的

原因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举个例子,台湾搞过劳工保险,由政府出钱,劳工拿着保单就可以去医院看病。结果到最后,病人

没有生病,却拿着保单到医院,和医院合谋骗政府的医药费,然后一起分。(笑)最后因为刁民过多,(笑)而不得不取消

劳保。

在美国,看病的保险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有的。在美国相当多的穷人是没有保险的。保险需要一年几千美元。综观美国,欧

洲,亚洲,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是成功的。既然医疗改革是这么的艰难,医疗改革的问题这么的多,我们怎么敢

这么轻意把市场化的概念强加在医改上呢!这种改革还不如不改,因为你太不了解国际大势了。你把市场化看得太神圣了,

最后我们发现,很多民营企业家打着医改市场化的招牌大赚利润,而成本却由社会上的病人来承担,这又是一个改革利益过

于少数人,而改革成本由社会大众承担的错误改革。

这就是我们的医疗改革。那么我们其它的改革呢?比如说股改。这个可能跟你们关系不大,因为你们都不是股民。你们同学

当中有股民吗?可能不好意思讲,是吗?(笑)你们最好不要炒股票。你不好意思讲的因为是因为你被套牢了。(笑,掌声

)只要谈到改革都有问题。(笑)什么叫做“股改”,我们到底清不清楚“股改”的概念。让我们回头看一下英国这个邪恶的帝国

主义怎么做股改的!(笑,掌声)英国有很多的国营企业,所以在撒切尔夫人时代进行了“股改”。但是股改有股改的原则。

这种改革都是和国企改革相对应的。股改三部曲,第一部曲是在国有股权的结构不变的情况之下,聘请职业经理人改革。第

二部曲,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经营好的国有企业进行“股改”,而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不能进行“股改”。因为“股改”本身

牵扯到英国中央政府的背书。只要政府把坏的公司推出,股民赔了钱之后就会骂英国政府。中央政府怎么敢对老百姓言而失

信,怎么敢在老百姓的心目之中失去了其信用形象呢?因此,只有把好公司进行“股改”,希望老百姓可以赚钱。而现在我们

的股改,是好好坏坏的公司全部进行“股改”!到最后的代价是我们的政府将信用一起赔了进去.

最后我只问监管单位三句话,第一:你敢不敢保证上市公司在股改前不大量收购流通股?你不敢保证。第二,你敢不敢保证

上市公司不敢篡改选票,不敢贿赂选民? 你也不敢。我们已经知道的贿选事件,曾经在上海被大规模报道。第三,你敢不

敢保证,推出法人股之后,上市公司不会制造假消息,在高位套现离场,坑害股民?最后,监管单位什么都不能保证!而在

什么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之下进行“股改”,甚至把坏公司都一起进行“股改”,这就是对政府信用的破坏,也是对股民的再一次掠

夺!同时,我们的股改的目的是要进行全流通。“全流通”重要吗?你们看看美国的股票市场,美国政府的目的非常的清楚,

就是为了全体百姓的利益。而我们的股改,是为了全流通!(笑)目的都搞错了,进行“全流通”的改革,是让全体的股民一

起跟着受罪,承担着改革的成本。这种股改能够成功吗?

第三步,也是让我很痛心的地方。所谓的股改是全流通,让政府退出股市。看看人家英国政府,股改后的公司,政府保有一

股黄金股。在重大的决策,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问题上,中央政府对于股改的公司有一票否决权!那是对全体股民的一个保

障!那是表示在任何时候,英国中央政府都会为了股民的利益而打算,这才是最根本的保障!而我们竟然要求政府完全退出

股市。拿我们的股改和英国的“股改”比较一下。哪一个是为百姓打算,哪一个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改革?(掌声)

“股改”失败之后怎么办?就算了吗?谁负责呢?在今天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我们这种简单引用一些国外的先进概念而创

造的政策,必须要检讨。

在这里,我想跟各位谈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掌声)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历史故事之后,各位同学应该知道我的理念——

不要再轻易引进国外流行的概念,因为那不能解决问题。你要就事论事,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专家学者提出的政治体制改

革,如果按照目前这个随意引进西方表面现象的思维走下去,体制改革一定会失败。你以为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就可以使一

个政府变得更有效率、更廉洁吗?你又错了。我举个例子,香港和新加坡的政府是全世界最廉洁、最有效率的。香港在1997

年前,是既无民主监督又无舆论监督的地方。97年前的香港媒体,哪一个敢批评港英政府,香港政府政治部的官员立即抓人

递解出境。在97年之前,香港也没有民主选举。但是香港政府的高效率和廉洁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新加坡也是一样,它既无

民主监督,也无舆论监督,可是新加坡政府的效率与廉洁,常常与香港政府比争第一。我们以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民主

当然是有它的必要性,可是民主跟舆论不能使一个政府更好。再举个反例,亚洲已经引进了民主制度和舆论监督的国家和地

区,例如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民进党治下的台湾,哪一个政府不腐败。(笑声)因此我们发现,在亚洲,民

主和舆论,无法使政府变得更廉洁,无法使政府变得更有效率。如果中国再坚持现在肤浅的改革思维,我们的体制改革一定

会像我们的国企改革、医改、教改一样失败。所以,我希望今天在清华大学向各位亲爱的同学们,讲讲我的体制改革的理念

。(热烈的掌声)

同学们思考一下,中国的各级政府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贪污腐败,人神共愤,但是另外一方面,政府官员却忙碌不

堪。早上七点多钟就去批公文,批到晚上十点还批不完。中国政府的公文,是全世界政府公文最多的。(笑声)到最后都批

成习惯性了,不批都不习惯了。(笑声)结果退休了,怎么办,没有公文批了,不习惯了,把老婆叫过来,你这个菜单拿过

来我批一下。(笑声、掌声)批什么,“原则可行”。(笑声)你们不觉得这两个现象是个奇怪的矛盾组合吗?如果是腐败的

话,为什么不一起腐败?如果是忙碌的话,为什么不一起忙碌?为什么会有两个极端的现象一起出现呢?

今天我要拿体制改革和各位同学做沟通,是希望同学以后谈问题、分析问题,不要简单的、随便的引进一个概念,而是要针

对问题来谈论问题。政府是干什么的?政府是提供公共财货的地方,包括法律、环境,土地等等。中国各级政府低效率和腐

败的原因是由于公共财货的需求大于供给所导致。我给各位举个例子,以前彩电脱销的时代,售货员可以把彩电卖给你而不

卖给他,这种小权利都能让他拿到十块钱的贿赂。同样的,由于对公共财货的需求大于供给,所以才导致各级干部批给你而

不批给他而产生的贪污的空间。同时,由于公共财货需求大于供给,所以想做事的官员,为了满足这么庞大的需求,每天都

要忙得不可开交。到最后,政府又贪污,又忙碌,唯一的原因,或者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公共财货的供给不足。

就拿批土地来说,如果批土地由领导来批的话,需求是无限大的,每个人都想搞定领导,弄一块便宜的地,转卖,投机倒把

。就是因为这种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在,所以跟土地批复有关的领导就有贪污的空间。可是由于土地需求无限大,所以那些

在土地部门想做事的官员,就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就以批土地为例,和香港的制度作个比较,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根本上的不

同。那就是香港批地完全是透明的流程化。每一个土地的批复、开发、拍卖,都要经过严格的拍卖程序,各级官员按照行政

流程办事并进行公开拍卖,由价高者得。由于香港整个批地的程序太透明、太流程化了, 因此各级官员根本没有贪污的空

间。而且由于价高者得,需求自然减少,香港官员都可以在五点钟下班。而且由于完全流程化,甚至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

公文,也不需要层层请示领导。因为各级官员该做什么事情,流程里面规定的清清楚楚。这就是香港、新加坡政府廉洁高效

的原因所在。美国政府也是这样,只是美国政府的背后始终伴随着民主自由和舆论监督。所以我们总认为民主、自由等等可

以让政府廉洁和高效。可是拿亚洲国家为例,就会发现这不是根本原因。我当然不能否认民主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功用。可

是这两个功用,移到亚洲来就不适用。各位请注意,如果思维再次错误的话,动用“大手术”,搞了个民主舆论等等的方式监

督政府,到最后,我们就可能走向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而不是走向美国。那时候是不是又来一次批评——政改

失败。

我们今天太喜欢使用资本主义表面简单肤浅的现象进行改革,而不实事求是的深究各种改革的本质问题,这才是改革的最大

危机之所在。当然,还有很多改革都值得我们批评和关注,包括农业改革、房改,金融改革、银行改革,其共同特征就是改

革由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成果,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这些改革今天就不讲了,也讲不完了。各位同学听得很辛苦

吧,不过还好,没有一位同学离座去上厕所。(笑声)谢谢各位。(热烈掌声)

提问部分

主持人:

我刚才观察了一下,在郎教授演讲的一个半小时还长的时间里,咱们教室里面的同学,不管是坐在台阶上的,还是站在最后

面的同学。大家都是鸦雀无声,可以用我们清华的校风“行胜于言”来形容。我想同学这么全神贯注,本身就表达了我们对郎

教授的认可。

下边进入激动人心的环节,就是我们清华的同学跟郎教授的交流互动时间。为了保证更多的同学能够跟郎教授面对面交流,

希望每一位同学只提一个问题。并且希望大家的陈述尽量简明扼要,在提问之前,希望同学自报家门,把自己的名字、专业

和年级告诉郎教授。

郎教授:

还有就是不要问我个人的问题,问一些观点的问题。

主持人: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郎教授说,最好问一些观点的问题,有一些高水平的讨论。下面有问题的同学请举手示意,好吗?

同学一:

我叫陈剑波,是经管学院一年级的新生。我看您在澳大利亚的演讲,我觉得你很关注中国金融市场的安全,然后你说中国没

有所谓的外汇操作高手,那么,我想你认为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外汇人才,认为应该要受到什么样的教育,还要什么样的工作

的历练呢?谢谢。

郎教授:

回答完了这个问题,就不能接受第二个问题了,你这是个很重大的问题。由于时间问题,我今天特别避开了金融改革。但又

被你拉了回来,硬逼着我谈这个问题。那我没办法,就谈两点吧。(掌声)

我就简单的谈一下大家所关心的问题——银行改革。我相信各位应该从网上知道我的观点。你今天把花旗银行放到二十年前的

中国,它到现在依然是40%的坏账。国有企业不想还你钱,就成了坏账,这和银行本身经营是否到位关系不大。为什么中国

银行纽约分行做的好?我告诉各位,那是因为在纽约借款人都想还钱,而且它有个很好的法治系统,可以保护债权。当我们

银行碰到坏帐问题,我们政府管理单位所想的是什么解决方案?就是简单的上市,而没有第二个方案。我想请各位同学,尤

其是我们清华的同学不要用脑袋想,用膝盖想就行了(笑声)。如果上市能解决问题的话,我想请问同学们,为什么美国的

制造业还如此的衰退,他们都是上市公司呀,为什么美国很多的上市银行会在80年代大量倒闭呢?因为上市解决不了问题。

银行坏账问题是个系统工程问题。银行经营的好坏和经济素质以及法治化建设有关。也就是说,绝对不可能在一个经济素质

级差,大家都不想还钱,而法治无法保护债权人的情况下,单独要求银行没有坏帐。

但是我们在2004年、2005年把银行大量卖掉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外商银行竞相贱价收购我们的银行

呢?无可否认的,今天我们中国的经济素质不断上升。而且十六大之后,我们法治化建设也抬上了议程。经过我们全体老百

姓的一致努力,五年、十年、十五年之后,我们的经济素质上去了,我们的法治建设完成了,因此银行可以赚钱了。到时候

你发现,外商银行都赚钱了,你还以为他是水平高。(笑声)但是这是我们全国老百姓、政府辛勤奋斗的结果。到最后,所

有价值都归于外商银行,因为你在2005年把它们卖光了。这就是银行改革的下场。(掌声)这又是一个由外商席卷改革利益

,而改革成本由中国人负担的错误改革。

主持人:

好,下一个问题。

同学二:

郎老师,请允许我称呼您郎老师。(笑)我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大四的本科生,我叫马蕾蕾。我的问题是,我们看到很多

文章评论中说:现在中国的这一代人,是信仰丧失,道德沦丧的一代,我在您的文章当中,也看到了这种观点。我想问您,

您有信仰吗?您的信仰又是什么?谢谢!(掌声)

郎教授:

我很感谢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有信仰吗?我的信仰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我谈到信仰,谈到

我的认知观点,不如谈谈我们历史上哪些人物值得我信仰,哪个人物理念值我学习,好不好。

我心目中的值得我信仰的英雄就是你们以前在中学课本中念过的,叫做林觉民,他写了一封信,叫做《与妻书》。他的太太

叫意映,第一句话是“意映卿卿如晤”,我用普通话讲给你们听。他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他在上战场的前一天给他太太

写了一封信。他说,为了给你写这一封信,我哭了十几次下不了笔。你可能要怪我,怪我为什么能够抛妻弃子去上战场,死

在战场上。各位同学要理解,一个男人要离开他最心爱的女人,而且这个最心爱的女人还怀着他的孩子,那是多么的艰难。

但是林觉民说,我今天上战场去送死的目的,是希望天下有情人能像我们一样继续恩爱下去,因此必须要有人跨出第一步,

而这第一步就是今天我林觉民的赴死。(热烈掌声)

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当我死了之后,有一个愿望。如果你怀的孩子是女儿,我希望她像你一样温婉贤淑;如果是儿子的话

,我希望他像我一样当个学者,仅此而已。林觉民第二天慷慨就义,战死沙场。69年之后,我考上了台湾大学经济研究所念

研究生。有一天,有一位老先生来给我们上演讲,这位老先生是文化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的名字叫做林瑕藩,他的爸爸

就是林觉民。(掌声)上帝怜悯这位革命志士的最后一点对于国家民族的情怀,让他完成了遗愿。各位同学,我们国家是不

是需要这样的人,我期待你们和我一样,成为这样的人,好吗?(热烈掌声)

主持人:

最后一个问题。

同学三:

郎教授,您好,我是生物医学系博士一年级的学生,叫魏小星。刚才您说的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我并不是否认您的观点。而

是我记得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也学过改革当时的一些文章,叫什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记得有这么一句话,而且我记得

好像在大学的时候看过一本书,题目就叫做《为精英主义辩护》,它的意思就是说,您说到这个公平,具体的说是机会的公

平,还是结果的公平?谢谢!(掌声)

郎教授:

这位同学问的这个事情,也是我今天演讲的主轴。我们就讲讲《微观经济学》。你说微观经济学从消费者理论和生产者理论

,哪一个理论不是想透过价格达到最有效率的境界呢?当我们把这个生产者和消费者并在一起,成为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

的时候,你就注意到,生产者的效率以及消费者的效率,必须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全社会不能变得更贫穷,这是一个

铁律,是不容挑战的铁律。所以我们当然要追求效率。但是效率的前提是全社会要变得更富裕,而不能有人变得更贫穷。也

就是别人不能替你买单,这是个原则。

至于你所谓的“公平”本身是什么公平?当然不是你说的“齐头”的平等,那是另外一个观点,一个初始条件的平等。也就是给你

同样的机会,你不能够剥夺他的机会,比如说教改、比如说医改,比如说国企改革,你不能剥掠别人的机会,每个人的机会

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之下,你才能达到所谓“公平以人为本”。效率是在公平基础上才能完成的。(热烈掌声)

评论部分:

主持人:

刚才郎教授已经站了两个小时了,所以大家体谅一下郎教授。我们先让郎教授在讲台那边的位置稍事休息一下。下面一个环

节呢,请咱们清华的两位老师就今天郎教授跟大家讲的内容,做一个交流。一位是吴栋教授,吴栋教授在清华长期教授《政

治经济学》,教龄超过了三十年。另一位教授是公共管理学院的崔之元教授。崔之元教授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刚才郎

教授讲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的学派——“芝加哥学派”。崔教授是芝大的政治学博士,他在加盟清华之前,是麻省理工学院

的副教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两位老师来跟大家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掌声)

吴教授:

今天这个场面,使我非常感动。非常感谢郎教授,在我们清华这个大讲堂里边,做了这么精彩的报告。郎教授在短短的两个

小时里边,他所谈到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内涵非常深刻,而且观点也非常鲜明,那么我想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值得我

们很好思考的。他所提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课题,到底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他是

从世界范围内,通过他的丰富的阅历,谈出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那么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非常深入的思考。胡锦涛

主席在11月25号政治局的学习会上有一个讲话。他的讲话中提到,我们要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那么我

想郎咸平教授实际上他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一点上我现在不做出这方面的评价,但是我想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应该

说他是学贯中西的。

因为我现在是给同学们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政治经济学》,同时又讲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对他所讲的这一

套应该说我还是比较熟悉的。他实际上是从人类发展的高度上,来探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对我们的改革也做出了他自己

的评价。我们中国的改革,我个人的看法,应该说成绩是伟大的,也是功不可没的。但是你谈到的改革中的一些问题,我承

认也是存在的。那么这里面也恰恰说明了,我们在很多的问题上,需要进行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好,我谢谢同学们,你们还

有这么多同学来听我的讲话。

主持人:

谢谢吴栋教授,下面有请崔之元教授。

崔教授:

谢谢大家,谢谢郎咸平教授给我们做的这么精彩的讲演。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也不够资格对郎咸平教授做出真正深

入的评论。我只是想重复或补充,刚才郎教授讲的一些很精彩的观点。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受到很多启发,对一些很基本的概

念进行了很深入的、并且是历史性的一种考察。我去年才到清华来教书,这一年来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至少在我教的课里面

,我和同学们有限的接触,感觉到就是我们对一些西方的概念,对它的历史,对它的历史性,对它的来龙去脉,重视和了解

的还是很不够。比如说郎咸平教授一开始就讲“stock”。从“打白条”到“stock market”,为什么“反垄断法”叫“anti-trust”,也就是反对

大家族的这些历史演绎,非常有启发。

另外,他讲的1875年的“平等法”,大陆上翻译为“衡平法”。它不直接翻译成“平等”,但是我觉得郎教授直接把它翻译成“平等”,

就是说原来在英国历史上,这个“equity court”是一个单独的法院。1875年之后,和普通法判例合在一起了。而直接把平等的概

念,引入到法律实践当中。

郎教授反复强调我们更应该真正关心群众,并且了解这个社会,有一种“从群众来,回到群众中去”的这样一种思想。而用的

很生动的例子做说明。为什么用陪审团呢,这个意义非常深远。因为我觉得很多同学是学自然科学的,是学理工科的,简单

的补充一点儿。我觉得这个陪审团在我们整个自然科学发展中,意义非常重大。大家知道,概率论它是在所谓拉普拉斯研究

陪审团才发展出来的,因为在不确定现象下,19世纪的物理学是牛顿力学,它没有量子力学,那么拉普拉斯他本人就是为了

研究陪审团问题而发展概率论的,因为他是一个陪审员,他要提出某事件的概率可能是0.5和1之间……我想举这个例子就是说,

郎老师举了非常丰富的历史的故事。这不仅是故事,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历史。

最后,我想再简单的说一下特别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化”。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非常重要。比如说

香港看病急诊都是不要钱的。美国的评级机构也认为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市场经济指标最高,为什么?我觉得有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也是郎教授刚才提到的-----香港有非常严格的法治的程序。我这里特别想强调补充一点的是,香

港的土地是公有的,正是因为公有土地,产生了收益。不像中国去年8月31号之前,我们一般说的“八三一”大限。就是8月31

号以前,我们的很多公有的土地的使用权是廉价的,甚至是完全靠着关系,就划拨给了使用者,而没有一个真正的市场的使

用权的招标,也没有一套的严格的法治机制。我们要注意的是,香港公有的土地产生,市场的拍卖,产生了公有资产的收益

,这样导致香港可以收很低的税。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把所有国有资产都彻底私有化,那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公民

都不得不再交更多的税。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市场中经营公有资产产生收益,实际上可以降低每个人所付的税。这就是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有一个真正的深刻的内含,也就是跟郎教授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的本质意义。

1977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米德(James Meade),他被翻译成中文的一本书,叫《效率、公平与产权》(经管学院这个图书

馆里有几本)。他在1995年去世之前,一直在研究自由社会主义。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和郎教授今天讲的这个整个的思想,是

有密切的关系的。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坚持改革,就是我们国有企业的问题是需要改革的,但改革并不等于全部廉价的卖光,

或者是只要少数人从中得到利益。而真正建立这个改革的方向,应当避免改革最后变成了为少数人得利,这是我们当前一个

最重要的挑战。所以我今天钦佩郎咸平教授,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发出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公众的声音。所

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郎教授提出的理念是极为有建设性的。谢谢!(掌声)

主持人:

非常感谢崔之元教授!今天演讲马上要结束了,但是我想这给每一个同学带来的思想上的更深层次的思考还将继续。为了感

谢郎教授在这样一个难忘的夜晚带来了如此精彩的演讲,我们清华的同学有一份心意要送给郎教授。好,下面有请清华大学

校学生会主席代表我们所有的清华同学向郎教授赠送一个小小的礼物。

主席:

感谢郎教授给我们做的精彩演讲,那么我代表全体清华同学,送给郎教授的礼物是一块刻有我们清华大学二校门的银盘。我

们送给郎教授,感谢郎教授的精彩演讲,另外也希望郎教授这次给我们清华同学上的这堂课,以及刚才清华同学所提的问题

能够给郎教授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刚才郎教授也说了,他很高兴清华学生会作为一个学生组织,来邀请郎教授到我们清华来演讲,这很重要也很关键。那么同

时,在这个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年代,我们也特别欢迎郎教授对我们同学的思考给予帮助和启发。那么我们清华大学学生

会和学生会所举办的时代论坛,也始终至力于给同学们带来这样一些资源和机会。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人:

好,按照时代论坛的惯例,每次演讲结束之后,都要由我们的主讲嘉宾给清华所有同学留一句话。咱们一块儿来看一下郎教

授有哪两句话特别想对我们清华的同学说。

郎教授的这句话是:“由危机创造转机,以追求卓越”。

今天非常感谢郎教授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场精彩的演讲,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欢送郎教授。(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20080412

ARJ21新型涡扇支线飞机技术设计要求及概述

ARJ21新型涡扇支线飞机技术设计要求及概述
基于对现在和未来支线航空市场的分析,尤其是针对国内市场用户当前和潜在的各种需求,本着提高新支线飞机通用性、降低航空公司维护成本的原则,中航商用飞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CAC)对ARJ21飞机系列化和改进改型做了相关的设计分析,ACAC将可以提供具有不同客舱内部布置的基本型(70~80座级)、加长型(90~100座级);设计航程1200海里~2000海里;可选装不同设备等多种构型供用户选择。
除客运型之外,考虑到将来的潜在市场,ACAC对ARJ21系列飞机的货机型和公务机型也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此外还就支线货运飞机、公务机的发展与各航空公司进行了讨论,征求了使用方的意见。除采购专用的货运型飞机外,现在航空公司另外一个普遍的做法是对于营运了一定时间后的客机改装成货机使用;而且用户们认为国内公务机的市场需求将不断增长(在东南亚地区也有较大的需求)。他们都认为ARJ21 
系列飞机考虑货机和公务机系列化发展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ARJ21系列飞机的发展将首先从基本型客运型起步,以后再适时推出货机型和公务机型和加长型及加长型相应改型。 按设计航程分类

根据设计航程的大小不同,ARJ21系列飞机基本型和加长型飞机均具有以下两种不同航程构型:

(1)标准航程型(Standard Range Version)

原系列名称保持不变。基本型和加长型标准航程型设计航程均为1200海里。

(2)增大航程型(Extended Range Version)

其命名暂定为在原系列名称后缀以“ER”。基本型增大航程型设计航程2000海里,加长型增大航程型航程1800海里。

按使用用途分类

按使用用途分类,ARJ21系列飞机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客运型(Passenger)

主要用于航线定期航班旅客运输

(2)货运型(Freight)

ARJ21货运型飞机主要用于航空货运,原客舱部分加装各种货运设施,可以运输多个标准集装箱或集装盘。

(3)公务机型(Business Jet)

与客运型或货运型相比,公务机型的商务载重较小,但要求具备符合非定期航班使用要求的设计特点。ARJ21飞机由于采用先进的超临界机翼设计,巡航马赫数可达M0.8;且采用宽敞的每排五座的机身,ARJ21-700飞机客舱容积117立方米,地板下货舱容积约17立方米,因此是良好的公务机平台。

(4)其他特殊用途改型

商载能力

基本型商载航程能力

基本型标准航程型商载航程能力

●最大商载航程:1,551 km (837 nm)

●满客航程:2,225 km (1,200 nm)

●最大燃油航程:4,164 km (2,248 nm)

●转场航程:4,434 km (2,394 nm)

基本型增大航程型商载航程能力

●最大商载航程:3,032 km (1,637 nm)

●满客航程:3,704km (2,000nm)

●最大燃油航程:3,958 km (2,137 nm)

●转场航程:4,428 km (2,391 nm)

加长型商载航程能力

加长型标准航程型商载航程能力

●最大商载航程:1,343 km (725 nm)

●满客航程:2,225km (1,200nm)

●最大燃油航程:3,760 km (2,030 nm)

●转场航程:4,189 km (2,262 nm)

加长型增大航程型商载航程能力

●最大商载航程:2,455 km (1,326 nm)

●满客航程:3,333km (1,800nm)

●最大燃油航程:3,585 km (1,936 nm)

●转场航程:4,182 km (2,258 nm)

20080408

王力雄-西藏——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软肋

一.西方世界的神话

按照「亡我之心不死」的传统思路,有些观点把西藏问题看作是西方国家企图「肢解中国」的官方阴谋。且不说这是出於想像还是确有根据,但至少还应同时看到,现实中的西藏问题还存在另一方面,即西方社会的非官方势力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的反对,远比其官方态度更为激烈和普遍。

从官方,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认为西藏有獨立的根据,也没有一个政府承认西藏流亡政府;然而在民间,西方民众和舆论却几乎一面倒地支持達賴。今天,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遇到最多和最大的示威群体,往往都和西藏有关。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正因为西方民主体制有着使其政治家受到民间制约的特点,西方民众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才往往上升到较高的政治层面,成为一张被政客们用於各种目的的牌。

西方人为什么对西藏情有独锺?西方人对东方的神秘一直保持强烈向往。西藏地处世界最大高原的深处、雪山环绕并由「活佛」统治,具有更为神秘的特色。从19世纪初叶开始,西藏在西方逐步获得了封闭领土的巨大名声,使热衷未知事物的西方人尤为向往。

本世纪初,一支英国军队打进了拉萨,但由於那时的交通技术不足以打破西藏的地理隔绝,西方又在随后几十年忙於两次世界大战,对西藏的顾及有限,能够进入西藏的西方人仍然极少。

1951年共產黨军队进藏以后,西藏更是完全遮蔽在铁幕之后。一直到80年代开放后,西方旅游团队才开始被允许进入西藏,一方面由於西藏旅游业接待能力不够,游客数量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仍然存在各种控制,只许游客在规定线路上「观光」。所以,西藏等於至今还未对西方完全撩起面纱,类似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在西方人心目中破除神秘和解构理想化的过程也始终没有完成。在当今人类已经被喷气飞机和通讯卫星连结成「地球村落」时,这世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寄托西方人的神话境界呢?——只剩下一个西藏。

而随着西方文明显露弊端,西方社会的精神世界越来越变得迷茫,不少西方人希望从东方神秘主义中获得新的启示(如美国的英语佛学教学中心以翻番规模增长)。而在西方人对东方智慧的渴求中,西藏文明对他们是最具吸引力的文明之一。

曾经在台湾国民黨政府担任过「蒙藏委员会」主任的张骏逸就此这样评论:「人们……发现了高度现代化带来的许多难以补救的社会弊端。例如,弱小民族消亡,传统文化遗产的失落,自然环境的破坏,核扩散引起对前途的焦虑等。人们自然地产生了对失落的过去的留恋……而号称世界第三极的西藏不仅地理位置独特、封闭、尚未受到现代化冲击,而且这里生活着相对与世隔绝、智慧却又十分知足自得的西藏民族,他们还有自己古老独特又神秘莫测的宗教传统。这一切正好符合西方人对一个理想的、失落了的过去的构想。於是西藏在他们心目中变成了世界上最后的一块净土,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不幸的是西藏今天偏偏在共產主义中国的统治之下,据说汉人正在剥夺藏人传承自己民族文化的权利,正在以移民的手段最终消灭这个民族。正在这块净土上进行可以导致全人类走向毁灭的核试验。这怎能不让「热爱自然、热爱和平」的后现代西方人格外痛心疾首,动起真感情来呢?这就是为什么在西藏问题上,西方民众采取与政府完全不同、十分过激的态度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西藏问题最终成为国际问题的根本原因」。

除了这个原因,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与十四世達賴喇×个人是有直接关系的。今天,十四世達賴喇×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在西方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西方自己的宗教领袖。他通过自身成功地引导了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瞩目。为什么達賴喇×能够在西方获得这样的成功?

当年逃离西藏时,他除了提前埋在锡金的一批财宝,没有任何其他资源。但是他需要保证跟随他流亡的数万藏人生存,要使西藏文化能在海外延续,还要开展反对中国的斗争。对於这些目标,能否获得资源成了关键。——这实际上正是他与西藏流亡政府几十年来的工作重心之一。物竞天择,在国际上化缘,面对的是以西方为主的世界,从西方那里争取同情与支持,这个现实迫使流亡藏人融入以西方规则为标准的国际社会,以开放的姿态去学习西方理念与价值观,并按照西方的标准去树立自己的形象。应该承认,通过几十年不断地与国际社会互动,流亡藏人已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形象,由此而成为国际社会的宠儿。

達賴喇×与西方打交道几十年,堪称精通国际事务的大师,他很懂得利用西方社会心理和操纵西方传媒,掌握在国际事务中打开局面的方法。他身边有长期为他服务的西方顾问,在美国雇用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为他进行院外活动。他在世界各处发表讲话的内容总是与西方的关注热点相连:人權、环保、和平、反核…… 阐述的价值观念和语言的表述方式也与西方非常一致。深谙西方人文气象的達賴聪明之处还表现在,他领导的运动不采用纯粹的政治路线。譬如他避免直接谈及西藏獨立,总是表示最关心西藏文明的延续。他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建议是将西藏建成一个没有军队、没有环境污染的自然文化保护区,一个受国际社会监督的和平区。这幅蓝图与西方人理想中的净土完全吻合,因此赢得广泛支持。

同时,達賴还处处表示他不仅只从西方索取,还给西方宝贵的赠与——西藏宗教。他力图用西藏的哲学与修身为西方社会和民众指点迷津。随着佛教成为现在西方发展最快的宗教之一,西方人觉得他们从藏人那里得到了原本没有的东西,因此就更愿意为藏人多做事情。总之,達賴灵活地把传统宗教与西方社会的时尚连结在一起,引导流亡藏人在无根环境中得到生存和发展。

1989年10月5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授予達賴喇×诺贝尔和平奖。获奖以后,達賴在国际上的表演空间和活动能量猛增,西方各国都对他打开大门,各国领导人纷纷出面会晤,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也以邀请他为荣,西方传媒更把他当成焦点,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明星。

達賴喇×的个人成功带动流亡藏人的运动在国际社会取得巨大进展。1990年西藏院外活动集团在挪威、加拿大和意大利策动建立了议院委员会;28 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度召开「西藏之友大会」;稍晚,34个国家的代表又在伦敦召开「西藏国际协商大会」,谋求将世界各地支持西藏流亡者的议员联合起来,冰岛首相出席了那次会议;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法案,拨款援助西藏难民,并在白宫会晤了達賴喇×,而在过去,達賴根本拿不到美国签证;131名美国众议院议员签署了一项动议,称西藏为「被占领的国家」;1991年,達賴推动了「国际西藏年」的活动,仅10月一个月,西藏流亡者组织「西藏之家」就在全球36个国家举行了60次活动;至今,流亡藏人在纽约、苏黎世和新德里设置了与联合国打交道的办事处,另外在伦敦、东京、布达佩斯、日内瓦、加德满都等地派驻了代表;大批西方最红的影星歌星参加了支持流亡西藏的活动,带动了成千上万的西方青少年成为達賴喇×的崇拜者和支持者;联合国人權委员会通过了谴责中国在西藏「侵犯基本人權和自由」的决议,那是1965年以来联合国机构第一次通过有关西藏的决议;欧洲议会五次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对中国进行谴责;俄罗斯下议院 1995年11月通过决议,敦促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獨立的国家;纽约市政府规定每年3月10日为纽约的「西藏日」;1994年,達賴喇×一年出访17个国家。到1994年为止,他访问过的国家已达49个(对许多国家多次访问)。1997年,他还访问了台湾;而好莱坞则在1997年一年之内推出三部关於西藏的影片……達賴六十岁生日时,世界各国四百多名政要和名流参加庆祝会,使其荣耀达到举世瞩目的高峰。

相比之下,中国方面就西藏问题在国际社会开展的工作尤其是针对西方民间社会的工作则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这也应该被视为造成達賴成功的另一个原因。

二.两难境地中達賴的无奈

然而,達賴的荣耀却颇虚幻。他虽被视为西藏化身,四十年来却连西藏边都没进。他在国际社会无论怎样活跃,也顶多是借西方对中国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中国改革之初,曾把解决西藏问题当做争取西方的一步棋。

1978年底,鄧小平在钟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一个星期,便向西方传达了愿与達賴和解的信息,并随后在北京会见了達賴喇×派来的代表。

尽管鄧小平定下的基调是「除了獨立,什么都可以谈」,然而双方差距实在太大,决定了难以找到谈的基础。多次接触后,達賴於1987年在美国国会和1988年在欧洲议会的两次演讲中,提出他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正式建议,可以概括为:1、把整个西藏转化为一个和平地区;2、中国停止危及藏民族生存的移民政策;3、尊重藏族人民的人權和基本权利;4、重建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中国放弃在西藏制造核子武器及储存核子废弃物;5、对西藏未来的地位和藏族人民关心的问题进行真正的会谈。

達賴并且第一次明确地表示放弃西藏獨立,同意西藏留在中国之内,并同意由北京负责西藏的外交和国防。但是,对这一妥协,他附加了这样几条限制性条件:1、与中国结盟的西藏必须是将中国所有藏区统一在一起的「大西藏」;2、西藏将实行与中国内地完全不同的民主政体,由西藏人自己进行高度自治;3、虽然北京负责西藏外交,但西藏政府可以保留外交办事处,在「非政治领域」发展獨立的对外关系并参加国际组织;4、国防方面,仅同意「在西藏非军事化及中立化之前,中国可以在西藏保留有少数的军事设施」,并限制那些军事设施是「防性」的。

这里先要说明一下「大西藏」的概念。中国大陆通用的西藏概念,一般是指行政建制上的「西藏自治区」面积122.84万平方公里,人口 230.43万,其中藏族人口223.59万(1994年)。而国际上流行的西藏概念(Tibet),除了西藏自治区,还包括青海全省、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囊括整个青藏高原。達賴喇×定义为「所有藏人居住区」,或历史上藏文明覆盖的全部地区,其面积比西藏自治区大一倍(西藏流亡政府公布为 250万平方公里),超过中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在这片土地上,共有藏族人口457.38万(1990年),另有200多万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口。此即「大西藏」。区分两个西藏的概念非常重要。凡谈论所谓「西藏问题」,一定要首先弄清楚到底是哪一个西藏。「西藏」概念的不同,会导致、并且已经导致了大量的混乱。

对中国来说,只为達賴口头上承认西藏可以留在中国,就值得把早已牢固统治了几十年、投进了无数人力财力的2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划给達賴去自行统治吗?在中国人眼里,会惊讶達賴有什么资格如此「狮子大张口」。而对比一下中國政府开给達賴的条件,足以看到二者之间的差距天壤之别。

1981年7月,胡耀邦在北京接见達賴喇×的哥哥嘉乐顿珠时,提出中方对西藏问题的五点态度和允诺,可概括为:1、中国已进入一个新时期;2、对五九年那段历史,大家忘掉它,算了;3、欢迎達賴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4、達賴回来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变,还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至於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也不要兼了;5、達賴回来,中方将派一位部长级干部迎接他,并发表消息。

要250万平方公里的「自治」和同意给个副委员长的职位,这种立场差距谈不出任何结果是早可预料的。然而達賴是着急的。虽然他自称可以活到 103岁,但他心里应该明白六十多岁的人已经是步入人生黄昏,没有了很多等待时间。他的心情从他一段谈话可以得到反映。当有人安慰他中国实现民主后西藏问题就能得到解决时,他这样回答:「我给您讲一个寓言,佛祖释加牟尼诞生后,有一个婆罗门会看相,他看出释加牟尼未来会成为拯救人类的导师,但他自己却哭了,他说「佛祖会完成他的伟大事业,但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那么您看,西藏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在未来民主中国出现时候之前一刻,西藏却死掉了」

那么,達賴为什么不采取更为理智和灵活一点的谈判立场呢?他提出西藏高度自治,要求自治范围为「大西藏」。但即使50年代他没有出走以前,当时西藏的自治范围也不过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很长时间还不包括昌都地区)。甚至在清朝和民国,達賴的行政管辖范围也没有超出卫藏(大致等於西藏自治区)。现在他一无所有地回来,要求的自治范围竟比原来还多一倍,中央政府如何可能接受呢?

以達賴的政治眼光,他是不会看不出这种要求不现实的。然而他在这一点上已经不能后退。先不说他的个人信念是否允许他退,他的社会基础首先就把他限制死了。他名义上是全体藏人的精神领袖,其实他真正能接触到的藏人仅是跟随他流亡的那批藏人,数量约为十万左右。那是達賴立足其上的整个藏人社会。流亡政府从他们中间产生,税款由他们交纳,选举由他们投票,国际上的西藏形象也由他们代表。而这批流亡者不光来自卫藏,更大比例是来自安多(青海)和康区(主要是四川西部)。

50年代的「西藏叛乱」首先起自安多和康区,大批参与叛乱的藏人和他们的家属因躲避「平叛」而逃到卫藏。在達賴喇×出走之后,他们也随之流亡,因此安多人和康区人构成了流亡藏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影响可以从西藏流亡议会的议席比例得到反映。流亡议会一共45个议席,其中30个议席是根据安多、康区和卫藏三大地区分配的,每个地区各10个议席,那么任何抛弃安多和康区(哪怕是出於暂时策略)的方案都不可能被接受,也不会被议会通过,在流亡藏人中更是会遭到激烈反对。仅此一点,就决定了達賴喇×与中央政府的谈判,几乎永远无法找到共同点。

達賴处於两难境地,一方面必须以理性和妥协才能使处於弱势的流亡者在与中央政府谈判中取得进展,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顾及流亡者内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两个方面往往互相矛盾,以致难以调和。中央政府认为他的建议不可行,而在西藏流亡者中,因为他同意西藏留在中国之内以及交出西藏的外交和国防,同样受到激烈的反对。有人认为流亡藏人对此持反对态度的比例达90%。

在这里,達賴喇×陷进他自己设的「局」里。长期以来,西藏流亡者一直把西藏獨立作为旗帜,长期的教育使海外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藏人从小就把獨立视为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目标。为了增强流亡阵营的战斗意志和争取国际舆论支持,達賴必须把中国对西藏的统治描绘得暗无天日。即使到了80年代以后,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已经大大改善,达兰萨拉(西藏流亡势力在印度的基地)的宣传口径却没有相应调整,反而为从西方国家推行人權国际政治的政策中获取更多支持,进一步加强舆论攻击,包括有意误导和胡编乱造地指控。在这种谩骂性气氛中,无法导致建设性谈判,既会使中央政府失去与流亡藏人谈的基础,也使妥协和退让无法得到流亡藏人的理解和支持,灵活变通的馀地因此变得很小。

受过良好教育和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年轻一代流亡藏人不像他们父辈那样迷信達賴权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对達賴提出批评,甚至对他的神圣地位进行质疑。目前流亡藏人中势力最大的少壮派组织「西藏青年大会」,在世界各地有五十多个地方分会、上万名成员,其骨干分子多是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青年藏人。他们熟悉西方社会,态度激烈,活动能量远超过流亡藏人中的元老派。他们中间有相当数量的人赞成以恐怖主义方式开展斗争,认为恐怖活动是用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效果,一方面「可以使中国人心惊肉跳,可以把他们搞得鸡飞狗跳」;另一方面容易造成广泛影响,更加吸引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近几年西藏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即是藏人恐怖主义者将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的结果。

目前,達賴喇×总体上还能保持他的精神影响力,以其「非暴力」主张控制流亡藏人的行为。但这种影响力在逐渐衰落,年岁衰老也正使他来日无多。而在他身后,没有任何人能够举起他的旗帜。这是西藏宗教转世制度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每位達賴喇×去世之后,都要等待至少二十年时间,他的转世——也即后一位達賴喇×才能长大成人,担当起西藏政教的领导大业。而那二十年时间,往往是脆弱和容易发生问题的阶段。如果十四世達賴喇×不能在他此生解决西藏问题,他的死亡将使西藏流亡者群龙无首,很可能由此陷入内乱和低潮。严重的一面如「西藏青年大会」那样的力量很可能就此成为流亡藏人的主导,暴烈性和破坏性因此大大增加,进而导致西藏出现巴勒斯坦化甚至车臣化的危险。

在班禅灵童事件之后,中央政府与達賴之间原本建立的联系基本中断,双方可供谈判的馀地也所剩无几。从那以后的各种迹象分析,達賴把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转移到了未来中国的社会转型上。

三.国家安全的地缘战略

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目前是達賴方面的工作重点之一。他们大部分虽然对西藏獨立持反对态度,但已普遍接受達賴喇×的「西藏高度自治」提议,一部分人甚至表示西藏可以实行民族自决。类似的倾向近来国内也有反映。

对此,无论未来中国是否可能发生、怎样发生以及发生怎样的社会转型,从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角度,必须直面正视各种可能,进行慎重的考虑。因为主权方面出任何问题,结果往往都是覆水难收(如外蒙古),不是可以「摸石头过河」、错了再改的。

首先,達賴近年主张按照香港模式的「一国两制」解决西藏问题,历史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一国两制」并非是香港首创,1951年在西藏实行的《十七条协议》只是没用「一国两制」的名称而已,实质差不多。为什么当年西藏的「一国两制」会以「叛乱」和「平叛」而告失败?这显露了实行「一国两制」的必要条件。「两制」之间必须能够相互隔绝。如果人民可以在两种法律和社会制度之间自由流动,所谓「一国」和「两制」最终肯定难以并存,要么分成两国,要么合成一制,而在这或分或合的过程中,一定会伴随激烈冲突与震荡。西藏当年的叛乱起於青海和四川藏区,就是因为那里实行了相同於内地的社会改革政策、而卫藏仍然保持传统社会所引起的。虽然按照法律标准,当时西藏自治只限於卫藏,中国有权在卫藏以外的其他藏区实行自己的政策,但事实上是行不通的。之所以行不通,在於地域太大,不可能像香港那样以铁丝网和边防武装实现与「两制」之间的隔绝(或像台湾有海峡隔绝)。

其次,还需要估计到西藏实行「高度自治」后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法国记者董尼德(Pierre-AntoineDonnet)曾经就此采访達賴喇 ×的弟弟丹增曲嘉,他这样写:「丹增曲嘉认为斯特拉斯堡的演说是最能够说服中国人坐下来一起商谈的建议。然后呢?这是不是走向完全獨立的跳板呢?達賴喇× 的弟弟搔着头一言不语地看着我。很明显地,他是在斟酌他可以说些什么而不会给西藏的外交带来困扰。经过一段考虑后,他决定了。他说:「我们先求自治。然后再把中国人赶走!就像马科斯被赶出菲律宾一样,就像英国人被赶出印度一样!我们是为世代着想,为着后代子孙着想。自治将是个起步」。」

连達賴喇×的弟弟都把自治当作临时对付谈判的缓兵之计,最终西藏还是要走向完全的獨立,可以就此推知其他流亡藏人的想法。即使達賴喇×本人是真诚的,他能否左右未来的发展,以及在他身后,其他人将怎样做,他已经是无法控制的了。那么,考虑西藏问题的未来前景,就需要把西藏獨立作为一种始终存在的可能性,而非简单地认为達賴表示了不谋求獨立就不会再有西藏獨立问题。对西藏獨立的问题,即使不从「民族大义」等价值层面判断,至少还存在一个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能忽略的底线:国家安全。国际政治翻云覆雨,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为了应付这样一个世界,治理国家的出发点应该从最坏的可能出发,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最好可能上。

涉及中印关系,西藏就成为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中国与印度接壤线目前长达1450公里,加上被印度吞并或控制的不丹与锡金,两国实际接壤线长达 2250公里,全部都在西藏境内。達賴曾提出一个看法,如果西藏獨立於中国和印度之间,两国被西藏隔离,就不会再发生冲突。然而中国完全不这样看,从中国的角度,西藏獨立本身,就已经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西藏地广人稀,自然条件恶劣,资源贫乏,如果獨立,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靠其自己力量无法建立有效的边防。这一点,先天地决定了西藏不可能不依靠一个大国,以获得建立边防的人力物力,或者乾脆就由那个大国为它承担整个防务。

地缘位置决定了它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因此它不是依靠中国,就是依靠印度,没有别的选择。而西藏獨立是其对中国的摆脱,仅凭分离的惯性,也会使它自然倒向印度。何况達賴喇×及他治下的数万西藏难民,还受了印度收养几十年之恩呢。達賴对此曾坦言:「我心中毫无疑问地认为印度比中国更有理由声称领有西藏主权」。

自古以来,西藏对印度一直有很高程度的精神认同。印度是佛教起源地,笃信佛教的藏民族因此对印度始终保持一种精神上的崇拜和向往。地理上,印度与西藏的交通比从中国内陆进藏方便快捷。清末及民国,从中国到西藏上任或办事的官员,不少人取道印度,即使绕一大圈,也比从中国境内走快得多。

1950年以前,西藏绝大多数贸易与印度进行,贵族子弟到印度上学,从西藏寄往中国内地的信也由印度中转。有风险即去印度,亦成为本世纪以来西藏上层人物的习惯动作。

印度是能够为西藏提供边防、足与中国匹敌的大国吗?中国人爱回顾1962年中印战争的印度军队如何不堪一击。然而今非昔比,驻守西藏边防的中国军人最清楚这一点。中国边防至今还有一些段落靠骡马运输(甚至人背肩扛)保证后勤,印军却已经普遍使用直升飞机。印度的综合国力不如中国,军费开支在80 年代却曾达到中国的近两倍。即使中国在90年代大幅度增加军费,也仍然没有赶上印度。1962年那场失败的耻辱使印军卧薪尝胆,1971年印巴战争印军表现就已经相当出色。据国外军事专家评价,印度目前具有全世界最优秀、吃苦性最强、装备最完善的山地部队,能够成功地抵抗中国的任何进攻。按照国际政治的规则,有危险存在,就不能不作相应打算。

前面说过,西藏流亡者要求的西藏獨立,或者是達賴喇×现在主张的西藏高度自治,范围所指都是「大西藏」。而若「大西藏」的250万平方公里与中国分离,中国的西部边疆将向腹地收缩上千公里。如果在中国版图上打两条对角线,交点也就是中国的中心在甘肃天水。「大西藏」獨立,天水离「新边界」只剩 100多公里距离,现在的中国中心就变成了边疆。中国以往出现国难危机,腹地四川往往被当作「大后方」,或「偏安」,或「陪都」。而四川的省会成都,距「新边界」也只有100多公里,成为边防前线。所以,一旦西藏獨立并且别无选择地与印度结盟,印度就可以不发一枪一弹长驱几千公里,把军事力量径直部署到中国腹地,其导弹借西藏高原能打遍中国全境。失去西藏天险屏蔽和不怕战火的西藏高原之迂徊空间,战争就将在中国内地进行,生命财产必会遭受重大损失。可想而知,让中国失去如此广阔的屏障,暴露出致命「软腹」,从国家安全角度是不能接受的。

防备与印度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是中央政府不能允许西藏獨立的底线所在。中央政府不可能对西藏獨立或变相獨立的要求后退或妥协。

还有一个相关因素也要保持清醒认识:对西藏问题的任何特殊处理,都可能引起其他少数民族的连锁反应。汉族人口虽占中国人口的93%,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却占中国领土面积的60%、草原面积的89.6%、森林面积的37%、木材积蓄量的49.7%、以及水利资源的50%以上。少数民族问题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通盘考虑,慎之又慎。固然不会发生55个少数民族全跟着西藏要求獨立或高度自治的情况,但哪怕只有维吾尔族这样攀比(几乎可以肯定),两地加在一起就是四百万平方公里面积超过了中国领土的2/5.中国严峻的现实人口爆炸、空间拥挤、资源匮乏,是中国不可能以苏联解体的模式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制约所在。

四、社会转型中的主权稳定

目前中国对西藏的控制是稳定的。少量分离主义活动顶多制造一些麻烦,形不成大的挑战。但是深入分析,稳定表象之下却存在着严重隐患。为甚么中国在历史上未能如控制新疆和内蒙古那样牢固地控制西藏呢?“无人进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里“人”指的是以汉人为主的中国内地人。作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几百年来人口压力就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移民的投奔之地,为甚么唯独绕过身边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藏而不厄去呢?原因就在於西藏高原的高海拔所造成的缺氧、恶劣气候和荒凉环境,是被农耕文明培育的汉民族从根本上不能适应的。直到共產黨进藏以前,西藏为甚么能够始终保持实质上的獨立?如果仅仅是人与人的较量,那时的中国与西藏之间实力相差的程度并不比现在小。中国在西藏确立主权不取决於军事胜利,根本取决於能否有汉人进藏并留在那里工作。中国的人再多,对控制西藏有意义的却是能够进藏的人有多少,如果都不进藏,再有人口优势也没用。直到共產黨进藏前,进藏的汉人总共有多少国民政府的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着书记载,根据1943年实地调查,在西藏长期安家的汉人,共约500馀户,2000馀人,其中3/5居住拉萨。他们大多是清代随中国官员或军队进藏当差役或开饭馆、种蔬菜者,在官员和军队撤出西藏后,或因原藉无亲族可依,或因没有回内地的盘缠,无奈而流落西藏。其中大多数成为赤贫无依之人,仅赖苦工小技或零星小贩以谋生计,其语言习惯多趋藏化,娶亲也多为藏人,他们的后代已不能称为汉人。不要说汉人百姓不进藏,历代中国官员也逃避进藏供职。清朝设立驻藏大臣,对西藏始有象徵性管辖,但其在藏官员“不过驻藏大臣及各粮员武员数人而已”。今人所辑末代驻藏大臣联豫给朝延的奏稿,其中有关请求调人、设法留人的占1/5以上,足见对人需求之强烈。他的要求仅是“……先后奏调咨调不下四十馀员,使皆应调到藏,又何至有乏才之叹”,而到最后,他也只能继续感叹“现在奴才等署中借差者,仅各有三四员及投效数员……”。即使是驻藏大臣本人,历代清政府计委任135人,因为各种原因未到任的也有23人之多,占到17%。举一数字可以说明内地夜x员逃避进藏的原因:清朝112个实际到任的驻藏大甘琚A加上9个已经上路但未到达的驻藏大臣,共123人,有32人死在西藏或进藏途中A比例高达26%,即1/4强,大部分病死,还有路途出事而死,另3人被叛乱藏人所匏。

正因为进藏汉人如此之少,当年多数藏人“只知有達賴,不知有朝廷”便不奇怪。直到毛澤東时代的“精神原子弹”(意识形态激励机制)出现,无人进藏才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解决。成千上万的汉人在那时走进西藏,50年代即达到地方工作人员4.5万,军队人员5万,高峰的70年代更是达到总计30万人以上。对比一下清朝只能派进西藏几十名文员和千馀军队,不难看出中国能否在西藏确立主权,与派进西藏的汉人数量之间存在着决定性的关系。但是今天,无人进藏又重新成为中国治藏面对的问题(随着意识形态激励机制的解体,个人利益成为当今中国人的价值观主体,自我成为人生核心,那种被誉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老西藏精神”也就没有了存身之地。同时,改革开放又使中国社会有了相当程度的自由空间,制约和惩罚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所不及了,迫使人进藏的行政手段也就很大程度上失去作用。对西藏来讲,1980年是从毛澤東时代进入鄧小平时代的转折点。进藏汉人的数量,也在这一年发生转折,从 1980年的最高峰,随后逐年减少(以下数字表不包括驻藏军队)。这些数字只包括户口在西藏的汉人。在藏汉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也五、六十年厄代从军队转业、或从内地被派进西藏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这茬被称为“老西藏”的人目前普遍快到退休年龄。根据规定,退休后他们的户口将迁回内地。现在,他们已别无所求,只是等待熬到退休年龄,获得相应的待遇回内地养老。他们的户口近年肯定越来越多地迁离西藏。他们是对西藏有感情而且具有影响力的汉人,随他们的离去,政府将进一步失去在西藏可依赖的人员。他们调回内地,子女的户口按规定不能随他们一块迁离,但是留得下户口未见留得下人。由於年轻,是否能得到退休待遇对子女一代不像对父辈那样是致命约束。不少年轻汉人已经自行离开西藏到内地开始新生活,根本不理有没有户口。上述人数中,目前肯定已有不少是只有户口之数而实无其人的了。

有户口的汉人目前仅占西藏总人口的2.8%.他们还从另一个方面表现无人进藏的倾向即想方设法脱离基层,向中心城市尤其是向拉萨集中。这里只能找到1990年的数字,但也可以说明问题。

如果有现在的数字,肯定更加突出。在藏汉人几乎全部是城镇人口。1990年拉萨 镇人口数为137661人,也就是说汉人在其中占了1/3,加上进藏做生意、打工的汉人流动人口(主要也在拉萨 M驻扎拉萨的军队,外人不但看不出“无人进藏”的问题,反而会产生汉人充斥西藏的印象。但是通过这组数据可知道,拉萨以外的偌大西藏,汉人常住人口总共只有三万多人(包括暂住,且基本集中在各地区首府,最低也是在县城)。毛澤東时代每个乡级(公社)政权都有汉人干部的状况,已经变成全西藏的928个乡镇没有一疫个汉族干部。主要控制的稳定和有效与否,关键取决於基层。仅此一点,就已经显示出目前的危机。 80年代初,还有总数大约4000人的中国内地大学生自愿申请进藏工作。他们被称为“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到1985年,这种自愿进藏者的数量陡降为9 人,厄以后每年只有三五人,甚至一个没有。那批大学生在呆满了八年后,曾以联名上书的方式向最高当局要求兑现在藏工作八年就可调回内地的当初许诺。从自愿进藏到以集体闹事的方式要求离开,这种变化反映了汉人在西藏全面溃退的大势。现在,这些人绝大部分已经离开了西藏。達賴喇×在国际场合宣称目前有750万汉人迁移到西藏(“大西藏”),还说西藏自治区的汉人数量超过了当地藏人。然而实际数字却是,即使在大西藏的范围西藏自治区加上青、甘、川、滇四省的十个藏族自治州、两个藏族自治县和一个藏族自治乡汉人总数也仅达到152.1万(1990年),只占大西藏范围内人口总数的26.9%,而且同样呈现汉人总数减少(1982年此地区汉人总数为154.1万)即无人进藏的趋势。有人会提出反问:内地人进藏是否是中国主权稳定的必要条件?靠藏人是否也能稳定中国的主权?无疑,藏人中有很多“翻身”农奴,也有大批共產黨培养的干部,然而问题的根源在於,目前的西藏政策有一个“怪圈”。怪圈为:改革开放后中国西藏政策的主要进步是落实宗教自由,这一进步只可继续,不可逆转。

藏人全民信教的宗教本质决定信教者对宗教领袖的盲目服从。達賴既是西藏宗教领袖,同时又是中國政府的敌人和西藏反对派的政治领袖。達賴喇×是形成这个“怪圈”的关键一环。他以宗教领袖身份对全民信教的藏民族所拥有的精神影响力,可以非常容易地转化为引导藏民族跟随他反对中国统治的政治号召力,从而把西藏宗教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他的政治工具。当然,目前的情况是只要有军队驻扎西藏,分离主义势力就不可能撼动中国主权,然而主权是否稳定,往往不是看日常条件下的是否稳定,而是需要在特殊历史时刻才能考验出来。军队对主权的作用只类似一条绳索,可以把西藏绑在中国身上,却无法让它们之间的血脉长在一起。平时,绳索是结实的,不可能被挣脱,而一旦在那些特殊关头,绳索就可能变得脆弱不堪。当今達賴喇×的前身十三世達賴喇×借中国发生辛亥革命所搞的“驱汉”,即是一个典型。那时清王朝在西藏也有相对藏人非常强大的军队;十三世達賴喇×也流亡於印度,采取了争取列强(英俄两国)支持西藏獨立的路线;而清政府那时也彻底抛弃了達賴(甚至宣布革除十三世達賴的達賴名号),对西藏实现了有史以来最有力的控制;当时的主动权看上去几乎都在清政府手里。然而就在十三世達賴喇×几乎陷入绝望的时刻,中国的辛亥革命 如同天赐不期而至。效忠王朝而非效忠国家的军队,一旦王朝崩溃,必然失去行为理性和原则。驻拉萨的清军相继哗变,分成不同派别,自立山头,各行其是。藏人则在各地趁机举事。十三世達賴喇×随即从印度返回西藏,领导藏人展开全面驱赶中国人的战争,其亲自发布命令“苛其地居有汉人,因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拉萨汉人(包括商人和普通百姓)被藏人围困於军营,在攻打中坚守了八个月,“迨日久食尽,遂有烹子而食者”。以往西藏出事,全靠内地派军增援,这本是那时控制西藏的根本威慑所在。然而正值国内分裂,各方心思全在争权夺利之上,哪还有馀力去管远在天边的西藏?当时身在印度的驻藏三赞陆兴祺“迭电中央及滇、川求救,情词哀切不忍闻”,各方“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顾及”。西藏反叛遂扩展到康区,而由於边务大臣赵尔丰被革命所杀,边务废弛,镇守康区的军队因无处发饷互不相救,使大部地区失守。后川滇军阀为势力范围所计终於出兵,当川督尹昌衡解昌都之围、平定康区后,继而准备进军拉萨时,却被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阻止。当时民国新立,中央政府各方面都极为虚弱,甚至有名无实。为了获得号令地方的合法性,获得列强承认是当务之急。当时的列强之首英国以不承认袁政府为要挟,不许中国进军西藏。那对袁政府无疑是至致命威胁。政客在这种选择面前,就会放弃日常挂在嘴上的“民族大义”。等不到援军的中国驻军弹尽粮绝,最后以突袭方式擒获了達賴家眷为质,双方才在尼泊尔的调停下谈和。汉人交出一切武器弹药,被驱赶出藏。从此直至1951年解放军进藏,西藏在将近40年时间里保持了实际上的獨立,那段历史至今仍被支持西藏獨立的人当作“西藏是一个獨立国家”的证据。十三世達賴喇×当时明智地指出这一点“西藏之所以得救,应当归功於中国革命的爆发,而不应当归於别的原因”。

1949年,国民政府在共產黨的强大攻势面前节节败退,政权即将崩溃。藏政府认为又是一次类似辛亥革命的时机,派兵包围了国民政府驻藏机构,封闭电台,然后分批将在藏所有汉人押送至印度,驱离西藏,又一次割断了与中国的所有联系。回顾历史,可以说明: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控制发生问题,前提只能是中国内地失去稳定。今天的西藏分离主义者无疑也在昼思夜想地等待这个前提再次出现。一旦中国内地社会出现动乱和失控,目前中国军人的政治属性和现代军队对后勤的高度依赖,就可能使驻藏军队被军心动摇和后勤中断这两个必然出现的因素迅速瓦解(至少战斗力剧降)。那时,大量变数将同时出现:西藏会发生甚么?達賴和流亡藏人会怎样做?印度会怎样做?列强会怎样做?综合影响的结果将是甚么?……对这些问题,即使发生的概率再小,因为事关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大事,也必须直面面对,不能有任何回避。从考虑危机的角度,说西藏比新疆问题更大,原因就在新疆已经有了500多溧万汉人在那里安家(其中有近200万人在农村和基层),无论历史发生甚么,他们都会是中国主权在新疆根植的坚实土壤。而数量只有几万的在藏汉人,现在是人身在藏心不在,他们家在内地,脚下无根,有风则散,到那时,主权就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依托。五、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和传统宗教珂目前有一种治藏思路,是以推动西藏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去争取民心,瓦解宗教控制,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解西藏分离主义的影响,同时,现代化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西藏与中国内地一体化融合,也会成为对分离主义的制约。根据大致统计,从解放军进藏的1951年至今,中央政府给西藏自治区(不包括其他藏区)的钱物总值约为400`亿元人民币。按此数平均,西藏自治区全部人口平均每人每年都能得到500元左右。也就是说,即使一年到头西藏所有人甚么都不羔做,坐等的收入也超过内地大多数百姓一年辛苦的收入。在西藏,凡是需要花钱的事,只要去追踪钱从哪来,源头几乎全是中央拨款或内地支援。如果离开内地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市)连几天都难以维持。对西藏的拨款越给越多(1993年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比1952年增加163倍),财问题是对於上述治藏思路,效果到底怎么样?某些方面是有作用的,如市场经济对宗教的确有消解作用,尤其是卷进 场活动较深的城市藏人,宗教意识已渐淡漠,开始热衷世俗享受。今天去拉萨,可以强烈感受到那座古老“圣城”的世俗化。不过,在经济发展淡化宗教影响的同时,传统宗教让出的空间却被现代社会的另一种准宗教民族主义所填充,甚至宗教的被削弱还可能成为民族主义的蔓延条件和催化剂。

在这层意义上,達賴的力量并没因为宗教的削弱而变弱,因为他不仅是西藏的宗教领袖,也是其民族主义政治领袖。西藏社会世俗化进程在削弱他宗教领袖之影响的同时,同时加强了他的政治领袖之影响。事实表明,目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西藏城市青年,反而更具有离心力强.民族主义情绪严重的特点。他们是近年西藏进行反抗运动和街头骚乱的主要力量。拉萨骚乱时的口号之一虽是“吃糌粑的赶走吃大米的”,然而喊口号最响的,往往都是早已不吃糌粑、热衷汉菜和西式点心的人。另一方面,不管城 的宗教如何受到物质主义瓦解,在西藏广阔的牧区和农村,高原的严酷生活却注定了藏人与宗教保持不可分离的关系。钱对生活在大山雪原中的藏人只是某时有用,神对他们却是时时刻刻都有用。没有神的指引,人在那种环境中是支撑不下去的。从这种角度来看,西藏宗教又是不可能在西藏广大地区和多数人口中被真正瓦解的。

由此,民族主义和传统宗教同时成为達賴可以左右开弓的双兵器。因而,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对经济因素的期望能有多高,是需要保持清醒的。前苏联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不可谓不高,苏联解体对各个新国家的经济造成的损失也不可谓不大,然而那并没有阻止苏联的分裂。推动民族獨立的民族精英兴趣更多在获得权力,而权力是只有通过分裂才能获得的。至於割裂经济联系造成的经济衰退和生活艰难,是由老百姓承担的。民族精英们则可以将其解释为是“不自由,毋宁死”的必要代价。精英阶层有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强的民族主义意识,可以说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现象。除了精英的思想能力、知识水平、自尊人格和自主性等因素以外,还因为精英集团的利益所决定。既然目前这种以“主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主权资源可以通过分裂而“无损耗复制”,那么对相当一部分民族精英来讲,只要能够实现民族獨立,立刻可以成为国际社会平起平坐的一员,而不再是从属某一主权之下的“地方”和“少数民族”。一个新国家,无疑可以给精英提供很多新机会。

从这个角度说,在当今的主权结构中,只要是以民族主义为立场,民族矛盾的解决就永远会是困难重重。因此,对民族主义始终应该保持高度的怀疑和警惕。这一点,是需要那些企图以民族主义构造当代意识形态的想法引以为戒的。在中国这种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尤其要对民族主义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今天图它的一分有利,明天就可能换来十分有害。让少数民族的民众摆脱其民族精英的主导,直接从自身利益判断和选择其民族前途,可能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出路所在。这一点,是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需要加以考虑的。六、目前对策及其局势畏应对西藏问题,一直没有出现突破性思路,基本只限於在具体政策和方法上的就事论事,尚未脱离传统框架。

只有近年出现的“援藏”体制,有别於以往,可算是一个新办法。1994年北京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做出决定,指派中国内地比较富裕的省 及中央各部委,对西藏进行“对口支援”。支援的方面非常广泛,包括资金、技术、工程建设、干部、科技人员等各方面、“对口”的关系是:中央各部委负责西藏自治区的相应厅局;北京包拉萨;上海、山东包日喀则;广东、福建包林芝;浙江、辽宁包那曲;湖南、湖北包山南;天律、四川包昌都。对口关系暂定十年。这种“对口支援”形成了制度化的“干部援藏”方式,以向西藏派遣内地黨政干部,解决无人进藏的问题。“干部援藏”始於80年代初,当时是为了应付& 127;大批汉人返回内地造成人才紧缺采用的应急措施,从各省市临时抽调了一些干部,不迁户口,不带家属,不转隶属关系,工资由原单位发,短时间到西藏工作,一般三年为限,结束后仍回原单位。

1994年确立“对口援藏”体制后,这种“干部援藏”也实行了对口的省 向西藏的对口地区(或对口部委向西藏的对口厅局)派遣,援藏干部的选派、组织、管理、工资和物质鼓励,以及援藏结束后的安置,都由对口省 负责。这种“干部援藏”方式在机制上是一种混杂的变通,意识形态口号仍然与过去相同,宣传也搞得轰轰烈烈,形式上不脱离“搞运动”的框架,还是以上级的行政命令为原动力,但是最终能把人派进西藏的机制,已经变成了以利益交换为主。“交换”的内容花样繁多,根据各地区各单位的条件和财力不同而有变化。不过,凡进藏者职位提升一级基本是各地一致的,另外还有分房子、解决配偶的“农转非”和工作、子女入托上学等各种内容,甚至包括给援藏干部家安装公费电话,保证家属能经常与他们联络。第一批对口援藏的汉人干部不到700人。他们担任的职务上至自治区一级高层官员、各厅局的要害职位,下至各地地区与各县的专员、书记、副县长等,影响大,波及面广从趋势判断,这可能是今后向西藏配置内地干部的主要方式。就目前来看,这种方式有其优点,例如减轻了中央的财政负担和安置责任;给援藏干部的利益不在西藏体现,不由西藏负担,可避免对当地干部的直接刺激;把他们安插到西藏各级黨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因为不占本地编制,不存在抢位置的问题,在藏族干部中引起的抵触比较小;而且派他们进藏,是和各省从经济上对西藏的“对口支援”相配套的,可以通过他们从内地引入援助项目或投资,给本地带来实际利益,所以只要突出这种“援藏”的经济色彩,对援藏干部的使用就容易避开与民族自治原则的矛盾,也就有了无需通过当地“人大”投票通过的理由。干部援藏方式因此似乎成为一条颇有前途的出路。然而,与中国许多在几难困境中产生的夹缝方案一样,虽然其左右迂回的柳暗花明令人称绝,却还是免不了顾此失彼的负面效果。“援藏干部”体制给西藏带来的最直接的副作用,就是以致命的失衡加速瓦解了被称为“老西藏”的内地人队伍。“老西藏”们在西藏工作了几十年,奉献了一辈子,甚至“献了青春献子孙”。面对“援藏干部”受到的提级进藏、物质鼓励、宣传赞扬和三年即走,他们感到倍受冷落,心理难以平衡。失去了原本的意识形态激励,以他们自己一生的“奉献”对比“援藏者”,不可能不出现 “吃亏”的心态,即使不产生“索债感”,至少也不会再继续“奉献”了。有人认为,以高昂成本派进西藏的700名“援藏干部”,换来的是得罪了17000名 “在藏干部”。这700:17000的关系,是得不偿失。“援藏干部”进藏后普遍感受“在藏干部”的排斥,这成了他们第一头疼的问题,他们与藏族干部的关系反而好得多。如果说“老西藏”的队伍此前已失去了斗志,这700“援藏干部”到来,其影响则可能是对“老西藏”队伍从根基上的动摇。愍然而,如果“援藏”真能取代过去的体制,发挥稳定西藏的功能,目前的矛盾只是过渡期的问题,一旦体制的取代全面实现,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以目前的“援藏”方式,确实可以把一些内地干部弄进西藏。有些单位甚至出现争着报名的局面,单位甚至需要以“搞福利”的方式进行平衡,根据谁最需要解决实际困难分房子或家属就业最后决定由谁进藏。但可想而知,这样的进藏者心是放在哪里。有些单位则无论怎样动员也没人报名。形式上的人身进藏,和真正的人心进藏,二者效果完全不同。即使“援藏”体制真能不计成本地把内地干送进西藏,由於人进而心不进,对稳定西藏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首先援藏干部都临时进藏.顶多三年一换。第一年不了解情况,身体也不适应,发挥不了太多作用;按规定,在西藏工作每一年半有一次休假,休假时间县组干部为五个月,地级干部六个月,另外加一个月用於路途往返。休假者往往还带点“公事”,就有理由再晚回来一些时间。这样,援藏的第二年大部分就耗在了休假上;第三年是援藏结束年,每个人都早早开始做回家准备,心思已不在西藏,对工作能应付就可以了,尤其不需要考虑长远。虽然按规定进藏一年半才可休假,目前不少援藏干部每年冬天都不在西藏,十一月出藏,第二年四五月份才回来,名义上带一点工作,实际是回家过年休息,到医院检查身体和疗养。有的县干脆让分到本县工作的援藏干部大部分时间在内地,县里给名义,任务就是给县里弄钱。那些不愿意待在西藏的援藏干部也宁愿利用内地的关系拉点钱.换取自己留在内地的自由和舒适。援藏体制中每个具体援藏者的这种临时性,使得这个体制在整体上变成一种肤浅的形式。援藏干部客观上不能了解情况,主观上没有长远打算。他们不学藏语,不发展群众关系,无法建立威信。下级和老百姓都知道他们来来去去,几年就走,靠不上,因此即使把援藏干部安排在一把手和其他重要职位上,也掌握不了实际权力和权威。可以说,援藏者的一切依然植根在原来的环境,只不过短时间地伸进西藏一只脚,到时就走。目前援藏干部最低只下到县级。他们在生活、语言、工作方式上都不能、也不愿去适应西藏县以下的区、乡基层对汉人官员来讲,那种艰苦环境已经属於无法生存之地。这既与失去了信仰激励有关,也是现在援藏干部的层次社会地位及生活水平相对较高所致的结果。从反映在统计报表上的学历;资历、职称和级别看,援藏干部的质量似乎挺高,然而对於稳定主权,重要的是从控制基层政权着手,目前最缺的是能下到基层干实事的“手脚”,而不是浮在上层机关的“首脑”。

进藏人员的临时性,敷衍职责和不下基层,是中国自清朝开始治藏以来的三个基本难题,一直使中国难以在西藏巩固主权。今天这三个难题又重新困扰政府,“援藏”体制只有人身进藏,没有人心进藏,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无人进藏。七、我国民族政策的再思考多民族结合为一个共同国家,是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所谓“异质”是不同民族在种族、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性质上的差异,“同构”是性质不同的各民族结合於一个共同的政治架构,服从同一主权。异质和同构是一对矛盾。完美地处理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在於二者的平衡。异质和同构缺一不可,不应该向任一方偏斜。既容许和保证异质存在,尊重民族差异,提供各民族按自己民族特色发展的空间,又能够抑制防止民族对抗和分离,保证国家主权的稳定与巩固,从而实现不同民族在统一政治架构下的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这就是异质与同构的平衡。用“异质同构”的观点看,我国的民族政策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找到平衡。大致从1980年分为两阶段,80年以前的失衡在过於向“同构” 倾斜即在确保政权同质性的同时,强制性地消除民族异质性;80年以后的失衡则在过於向“异质”倾斜即在开始宽容民族异质性的同时,又放松了政权同质。前一种失衡造成少数民族内心怨恨,但因为那时政权保持着绝对的同质性,因而具有强控制力,即使不断产生问题,也都能有效地进行压制,总体上是能够保持稳定的。改革开放纠正了强制少数民族同质化的错误,给了少数民族保持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自由,这无疑是非常值得赞赏的进步,但是由於缺少“异质同构”的平衡观,又导致矫枉过正,鼓励和放纵了政权异质化倾向。这种倾向在西藏相对更为突出。

1980年对西藏地方政权实行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将西藏的汉人干部职工大批撤回内地;二是授予西藏可以不执行中央命令的“尚方宝剑”。汉族干部空出的职位速迅由藏人顶替,使西藏政权从那时起转向民族化和本地化。在主权稳定的民族地区,政权出现这种变化并不构成威胁,还应该视为民族平等的进步表现。但是对於强异质的民族地区,问题性质就有了变化。西藏的严重性,尤其还在於西藏特有的“怪圈”。因为藏族干部中信教(或暗中信)者的比例相当高(尤其在基层),信教就要拜神,而達賴既是西藏宗教之神,又是对国家政权而言的敌人,那么信教干部双重之身,是以拜神为先,还是以对敌斗争为先,就成了一个始终处在微妙状态的问题。在这种状态之下,如果其手中再有一柄被允许“不听中央”的尚方宝剑,其中的变数和可能造成的影响将会非常之多,后果也将非常难以预测和控制。

针对西藏问题的特殊性,正确的方针应该是在充分宽容、尊重和保护西藏民族的异质性之同时,理智、谨慎并且有效地加强西藏地方政权的同质性。二者的地位应该相同,不向任何一方倾斜,始终保持相辅相成的关系,即对民族异质越宽容,对政权同质就要越保证,而且二者比例相同。这样的平衡不是调整一下政策和派遣一些核心干部就可以做到的。事情仍又回到“无人进藏”的老问题。上一次中国解决“无人进藏”用了上百年的时间,这一次又要多久才能解决?在这样具体的事情上,也已充分体现出西藏问题将困扰中国的长期性。除非能很快在思路和方法上有超越性突破,否则中国就不得不遥遥无期地面对这种困扰。

来源:《战略与管理》1999第2期

作者:王力雄

人生中感悟的很绝的废话-连载2

11
有事做的时候我们把忙碌当作累,没事做的时候我们却把放松当作无聊。

12
我们总喜欢去验证别人对我们许下的诺言,却很少去验证自己给自己许下的诺言。

13
走向最远的方向——哪怕前路迷茫;抱着最大的希望——哪怕山穷水尽;坚持最强的意志——哪怕刀山火海;做好最坏的打算——哪怕从头再来。

14
别和我谈理想,戒了 !

15
诺言背叛诺言,刀子背叛缠绵,泪水背叛了双眼,而我的那一转身背叛了我的心

16
有人认为这个世界太现实,现实得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你;也有人认为这个世界太虚伪,虚伪的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那些平常“想”帮助你的人都已烟消云散。

17
今天我发现: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痛苦大于快乐;忧伤大于欢喜;悲哀大于幸福。原来是因为我们总是把不属于痛苦的东西当作痛苦;把不属于忧伤的东西当作忧伤;把不属于悲哀的东西当作悲哀;而把原本该属于快乐、欢喜、幸福的东西看得很平淡,没有把他们当作真正的快乐、欢喜和幸福。

18
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致爱的亲人. 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 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当我生病时,我发现健康是最重要的;当我伤心时,我发现快乐是最重要的; 当我失恋时,我发现恋爱是最重要的;当我穷困时,我发现金钱是最重要的; 当我饥饿时,我发现温饱是最重要的;当我沮丧时,我发现信心是最重要的; 当我离开人世时,我发现时间是最重要的。 然而,当我不在人世时,却发现什么都很重要,什么都不重要。-----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想要的呢。

19
曾经拥有的,不要忘记;已经得到的,更要珍惜;属于自己的,不要放弃;已经失去的,留着回忆;想要得到的,必须努力;但最重要的,是好好爱惜自己!

20
去一个地方,想念一个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人, 而不是那里的风景,一个城市会跟自己联系起來,也是因为那里有和自己相关的人,有你放不下的人

20080406

人生中感悟的很绝的废话-连载1

1命运负责洗牌,但玩牌的是我们自己。

2活着的时候开心点,因为我们要死很久

3原来,寂寞时是自己的手指数脚指;原来,思念时是连呼吸也会心痛;原来,一个人就是一辈子...

4相信命运的人跟着命运走,不相信命运的人被命运拖着走.

5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

6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用自己冷漠的心,对爱你的人掘出一条无法跨越的沟渠。

7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就是你会到达的地方

8爱情是艺术,结婚是技术,离婚是算术。

9低调!才是最牛B的炫耀!!!

10死容易,活着太难。